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唐朝身兼平卢（辖境约当今河北东北部及辽宁省，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范阳（辖境约当今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东部，治所在今北京大兴区）、河东（辖境约当今山西北半部，治所在山西大同市）三道节度使及河北道（今河北省及山东、山西一部）采访处置使的胡人将领安禄山，突然举兵反唐，率十五万步骑兵，浩浩荡荡地杀奔唐朝东都洛阳。
其战略计划是：诈称朝廷有密旨，“令起兵入朝讨伐杨国忠”，倾巢出动，取道河北，沿太行山东麓南下，直取洛阳，然后，沿黄河西进潼关，攻取长安，建立大燕帝国以取代大唐。
具体部署如下：
以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确保后方基地安全；
以部将高秀岩守大同，以防备太原及朔方唐军抄袭其后方；
安禄山自己则与谋士高尚、严庄和亲信将领史思明、崔乾佑等亲率主力军十五万，于夜间出发，秘密而迅速南下，直扑洛阳。
唐朝自唐太宗的贞观年间开始，为了便于控制归附中国边疆地区各民族以及防御四夷叛乱，在边疆地带设置都护府和都督府，至唐玄宗开元年间，为适应府兵制的破坏和募兵制的产生，将边疆都督府改为十道节度使，后增至十二道节度使，他们是：平卢道、范阳道、河东道、关内道、河西道、北庭道、安西道、陇右道、剑南道、岭南道、江南道、河南道这十二道节度使。
在这十二道节度使中，安禄山一人就兼任了三个，即平卢、范阳、河东三道的节度使，统军近二十万，占唐军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又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御史大夫、左仆射等职，爵封东平郡王。
安禄山本出身胡人，勇敢善战，开始为幽州节度使部下，因体格魁梧，性情狡诈，善于逢迎，虚报军功，迅速上升为节度使；他又勾结奸相李林甫，认李隆基宠妃杨贵妃为干娘，对李隆基百般献媚，对唐中央所有握有实权的官员都一一重金贿赂。
因而，得到李隆基的特别信任，升迁很快，在短期内连兼三道节度使。他所兼三道节度使及河北采访使，实际控制着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即今东三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山东一部，幅员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成为当时唐朝各地所有节度使中实力最强的大军阀。
他多次入朝受到李隆基和杨贵妃亲切接待，将唐朝中央内部政治十分腐败和各地武备久已松弛的状况看得一清二楚。因此，逐渐产生了化家为国的叛乱念头。又因争宠的缘故，他与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一直不和，二人相互轻视对方，杨国忠因安禄山不附从自己而屡言安禄山必反，安禄山也因杨国忠在朝廷独揽大权而担心有朝一日受其陷害，故更加决心反叛朝廷。
安禄山为发动叛乱，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一是暗中修筑雄武城作为大本营，大量制造兵器，畜养战马数万匹，积极扩充军队；
二是专派心腹将领刘骆谷常驻京城长安，专伺探听唐朝廷动静；
三是收罗奚、契丹等东北边疆部族的投降兵将八千余人，以作自己的反叛骨干力量，并以恩信结好契丹等边疆民族；
四是借口所部将士征讨有功，利用自己得到李隆基信任的条件，前后奏请升迁部下将军五百余人，中郎将一千余人，借以笼络将领；
五是大量收罗蕃汉文武人才，以汉人高尚、严庄、张通儒、孙孝哲等为谋主；
六是向李隆基求兼监牧使，从而将唐边境放牧的优良军马尽数据为己有。
在起兵之前，安禄山对军事部署十分重视。为此，其谋士们曾做过一番探讨。
谋士何千年主张兵分四路，一路绕道河套北面直取关中西部以包抄长安，一路南下取太原，再由蒲津渡河入关中，一路南下山东并进而夺取江淮，一路由安禄山率主力直取洛阳，再进攻关中。这个主意，过于分散兵力，没有被安禄山采纳。(www.xing528.com)
另一谋士高邈则献计：“借口向朝廷进献战马，暗中进兵直取洛阳。”这个主意，被安禄山采纳了。
当年二月，安禄山先向朝廷上疏用番将三十二人取代汉将；七月，又上书请求向朝廷献马三千匹，每匹两个马夫，另遣番将二十二人护送。这一来，献马时就将有六千余将士获得允许，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京城了。
朝廷方面也有聪明人。河南尹达奚徇觉得可疑，便上书李隆基，建议献马之事暂缓到冬季再说，得到李隆基同意，安禄山这一偷袭洛阳的计划便没有实现。偷袭不成，安禄山干脆于十一月公开举起反叛大旗，起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
唐朝廷得知安禄山反叛消息后，先是将信将疑，迟迟不做反应。在确信安禄山反叛后，做出如下部署：
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前往洛阳募兵防守，以阻击安禄山的进犯；
任命朔方右厢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集兵备战，以准备东出井陉断敌后方；
命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王承业为太原尹，就地募兵，镇守太原，以拱卫关中门户；
增设河南节度使，以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驻守陈留（今河南开封），以拱卫江淮地区；
以荣王李琬（李隆基第六子）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在长安募兵十一万，组成天武军，出关迎击安禄山主力军。同时，命朔方、河西、陇右三镇兵马除留守者外，由节度使率领二十日内到达长安行营集结听命，以保卫关中。
从表面上看，唐朝中央政府方面这一应变战略部署似乎天衣无缝：把守卫洛阳和关中地区作为战略重点，以正面迎击叛军为总体战略，辅之以敌后截击和扰乱，并充分考虑到敌人向江淮扩展的可能。
但事实上，尽管唐朝始终遵循并依靠这一战略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惨重的，可以说得不偿失，因为这一战略十分保守和被动：
一方面，安禄山所部为大唐东北部边防军，装备精良，将士善战，人数众多，何况由北而南地势上是自高趋低，因而可以说叛军兵锋锐不可当。即使唐军能在短时间内集数十万大军于洛阳，也难以正面抗击倾巢而来的叛军，兵法所谓“锐卒勿攻”正是指的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唐朝精兵猛将当时基本都集结在西北部对付回纥与吐蕃，一时难以调集，两京兵力仅八万人，且多是“市井负贩，无赖子弟”，临时招募的军队也缺乏训练，根本不是叛军对手，河南、河北一带原本就没有多少能征惯战的野战部队，又因和平日久，各地武备废弛。加之洛阳是四战之地，除了城墙高峻外并无天然险要可守。
因此，将大军集中在洛阳一线防守是绝对错误的战略。如果一开始能够主动让出洛阳，重兵守住潼关，迅速调集西北边防精锐部队，从朔方即今河套北面直捣安禄山老巢卢龙与范阳，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就可能无须如此反复和持久。
所以，唐朝中央方面在战略上一开始便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如果安禄山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乘内地空虚之机，倾全力直扑关中，完全有可能一举占领长安，彻底摧毁唐王朝中枢系统。但是，安禄山的军事战略也并不完美，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致命的缺陷：
叛军没有意识到河东地区（今山西全境）的重要性，没有分出足够强大的兵力夺取这个关中的重要门户，以震慑关中、拱卫自己的侧后方。
这样一来，不仅使得大同与太原一线两千里纵深地带成为唐朝拱卫关中和组织反击的基地，严重威胁着安禄山后方基地与前线的联系，也使安禄山叛军从后方平卢、范阳到前线洛阳成为处处被动挨打的一字长蛇阵，安史叛军的最后失败正是由于郭子仪、李光弼这一军群以河东为基地不断打击叛军右翼以致安禄山无法迅速夺占长安和摧毁唐中枢机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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