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时期政治家贡献与参与倒武政变

自武则天退位，唐朝的统治阶级上层，一直处于频繁的内乱之中。直到李隆基挫败太平公主的阴谋，才算结束了持续整整八年的宫廷祸乱。

这样的内乱，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力量，损伤了大唐帝国的元气，官员冗滥，吏治腐败，国库空虚，边疆吃紧，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想望太平”，李隆基也顺应历史潮流，“求治心切”。

求治从何着手？

开元元年（713），李隆基首先将自武则天时期就担任宰相的姚崇召到身边询问治国之道，并任命他为宰相，《明皇杂录》卷上记载：“开元中，皇上急于治国，特别注意宰辅的任用。”

他曾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谬赏。”因而，李隆基执政时期的宰相大多成为有名的政治家。

首任宰相姚崇，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前后三任宰相时，多所贡献，并参与倒武政变。史称他“擅长治道，处理政事迅速而妥帖。当时正是外戚干政之后，纲纪大坏，唐睿宗末宰相至十七人，台省要职数不胜数。崇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时人称之为“救时宰相”。

李隆基对于姚崇，特加恩礼，每次接见都要为之迎送起立，这是其他大臣不可能获得的殊荣。

与之同时的副相卢怀慎为官“忠清直道”，唐中宗时就曾多次上疏“陈时政得失”“自以为吏道不及姚崇，故每事都推让”，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救时宰相”和“伴食宰相”，两人相得益彰，司马光评价说：“姚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

几年后继任的宰相宋璟、苏挺也是一对名相，宋璟素以刚正不阿著称，为相期间，“务在择人，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资治通鉴》卷211）苏挺“少有俊才，思如涌泉”，“宋璟刚正，多所裁断，苏挺皆顺从其美；若在皇上面前承旨、奏事及应对，则苏挺为之助，相得甚悦。”（《旧唐书》卷88《苏环传附苏挺传》）

有一次宋璟的远房叔父宋元超，在吏部选人时对主持选举的官员有意透露自己是宋璟的叔父，以求得到好职位。宋璟知道后特地关照吏部，不得给予宋元超任何官职。

后来接任的张嘉贞、源乾曜、张说、韩休、裴耀卿、张九龄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能臣。后世史家赞美李隆基时期的宰相是：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有所长。

在李隆基任用宰相方面，还有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

有一次，李隆基照着镜子闷闷不乐，身边太监对他说：“自从韩休任宰相以后，陛下比以前瘦多了，何苦这么戚戚无一日欢乐，何不罢了他的宰相呢？”

李隆基却说：“我貌虽瘦，天下必肥。以往萧嵩为相，每次奏事，必顺着我的意愿办，我退朝后思虑天下事，寝不安席；如今韩休为相，每次讨论治国之道，往往直言坦陈，我退朝后思虑天下事，心安理得。我选韩休为相是为国家着想，岂能为我一身呢！”

从此，“我貌虽瘦，天下必肥”，成为帝王将相激励自己的座右铭。

开元时期的宰相，之所以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政治才能，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与李隆基宏观控制、微观放开、让大臣各负其责的大气，是分不开的。这方面还有一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

开元元年（713）十月，有一次，宰相姚崇向李隆基奏请序进郎吏事宜，李隆基却仰头看宫殿天花板，姚崇再三重复说明，李隆基就是不吭声，顾左右而言他。姚崇胆战心惊，赶紧低头急步走出宫中，以为自己又有什么事情触怒了皇上，回家待罪吧。

事后，李隆基的心腹太监高力士劝李隆基说：“陛下新登大位，宰相奏事，应当确定可否，为何一声不吭！”李隆基说：“我选任他为宰相，就是要他处理国家日常庶务，只有大政方针才需和我共同商量；郎吏小官，何必一个一个要我定夺！”

这才是帝王风度！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集体的首脑，的确不可能也不必要事必躬亲，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社会管理事务却是千头万绪，以一个人有限的精力去管理社会千头万绪的事务必然力不从心，力不从心就必然产生失误。

只有群策群力，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自古以来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充分发挥集体每一个人的智慧，才能减少失误，把事情尽可能做好。凡是事必躬亲的官员没有一个最终能把事情办好的。

李隆基不仅对宰相的选拔任用十分重视，对地方长官的任用更是特加关注，即位之初，就专门下诏说：“自今以后，都督、刺史每次赴任前都要到皇宫和我告别，我要亲自与他们交谈，以观察他们的方略如何。”(www.xing528.com)

开元四年（716），他还在宫廷内亲自策试新任命的县令，把他认为不合格的四十五人当场斥免，并贬斥了主持选官的吏部侍郎二人。

特别是为了保证地方官的质量，他创造性地推行了一套中央与地方官员“出入常均”的轮换交流制度。

这一制度开始于开元二年。这年正月，他下令说：“选京官有才识者担任都督、刺史，而将都督、刺史中有卓越政绩的人提为京官，使之出入均衡，形成制度。”

以后，为此历年又接二连三地发布命令，将中央各部许多有政绩的官员陆续选送各地任都督和刺史，使这一措施得到了切实的落实。

开元十三年（725），李隆基自选中央各部诸司长官有声望的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此等十一人为刺史，特命宰相、各部尚书、御史等为之送行，“饯于洛滨，供张甚盛”，李隆基还亲自赋诗赐之。

在关注“出”的同时，李隆基更加注意“入”，大量选调地方上有政绩的能干清慎官员入京担任中央高级官员。

他执政期间的许多宰相就是直接从地方官提拔上来的，如前面所说的姚崇、宋璟、张嘉贞、源乾曜、杜暹、萧嵩、裴耀卿等。

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政尚清静，人吏安之。”李隆基亲自颁下手令，将他提为户部侍郎。

姜师度历任陕州刺史、同州刺史等地方官，以疏决水道、屯田种稻使“公私大收其利”著称，李隆基将其调进京中担任将作大匠。

《旧唐书·良吏传》中所载多数是“政术有闻”的地方长官入朝为京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出”和“入”不是单向的，李隆基在开元前期和中期从京官中派出的都督和刺史，经过几年的地方政治实践，又有很多因政绩优异再次入朝担任三省和诸司“清望官”。也就是说，在李隆基执政期间，中央官和地方官是经常保持双向交流的。

这样一种制度对保持政治清明健康，十分有好处。因为这样做，一则可以改变根深蒂固的“轻外任、重京官”传统观念，借以鼓励地方官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地方官员的素质和自信心；二则可以进一步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流，加深地方对中央大政方针的理解，增强中央大政方针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加强对地方的治理。

选用清慎宰相，实行中央官与地方官的轮换交流制度，这是李隆基英才治国战略的两大突出特点。

史称：“开元之世，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

论事极为挑剔的王夫之，也对李隆基开元时期的用人之道称赞有加：“唐多才臣，而清贞者不少概见……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

此外，李隆基还大力裁汰冗员数千人，重建官员考核制度，严明赏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隆基还根据宋璟的建议，恢复了唐太宗时期的谏官议政制度，提倡谏诤，他本人也比较能接受臣下的劝谏，所以，国家大政方针才能够保证符合实际，避免失误。

总之，李隆基所开创的“开元之治”是他始终积极推行任人唯贤、英才治国的用人战略的结果。

此外，李隆基还积极推行以法治国的战略。

他一面接受姚崇“行仁政”的国策，颁布新的法典，革除和减轻过分残酷的刑罚，穷治酷吏余党和子孙，定下对酷吏“终身勿齿”的禁令；一面大力提升执法平恕公正的官员，诸如李杰、李朝隐等都是当时涌现出来的著名法官，敦促各级官员严格而公正地执法，并以身作则。

史载，李隆基同父异母弟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受到御史弹劾，李业向李隆基求情，李隆基听从宰相姚崇和卢怀慎的建议，无情处罚了王仙童。

特别是有一次王皇后的妹夫、也就是李隆基的姨夫长孙昕，因与御史大夫李杰有隙，就约自己的妹夫杨仙玉在里巷将李杰痛打了一顿。

本来这是一起普通的打架斗殴事件。但由于殴打的是朝廷重臣，李隆基知道后，怒火中烧，表示：“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随后下令将长孙昕、杨仙玉杖杀于朝堂，以示对其无故殴打大臣的辱国行径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