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人，一直是当时中国边境之患，也一直没有消停过。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突厥军队兵临渭水，逼得唐朝“倾府库赂以求和”，李世民对这次所谓“渭水之耻”耿耿于怀，但他深知国家初建，百废待兴，便把精力放在恢复经济、安民兴业方面，对突厥采取拉拢讲和政策，不轻易用兵。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东突厥颉利可汗再次率部由其大本营大利城（即定襄城，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内）西进入侵，进攻河西各州（今甘肃河西走廊），被唐守军击退。
来得正好。
因为唐太宗这几年也没闲着。他看到国内已基本稳定，国力有所恢复，民众已从隋末大乱的余惊中安定下来，几年中也进行了出击突厥的大量军事准备。
正在此时，边疆送来突厥内部正经历激烈内讧、颉利可汗正是出于内部矛盾才急于出兵示威的情报，于是，唐太宗决定部署五路大军，出兵征讨东突厥：
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部自山西马邑出击定襄，并统一指挥其他四路大军；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率部出击金河（今内蒙古清水河）；任城王李道宗率部出击灵州道（今宁夏灵武）；大都督薛万彻率部出营州道（今辽宁朝阳）；并州都督李世勣出云中（今山西大同），五路大军共十余万人，总目标是肃清阴山山脉的突厥势力。
名将尽出。
显然，唐军意在乘东突厥把注意力放在西侵唐河西各州时直捣突厥人的老巢定襄城，故突厥人虽在河西走廊发动进攻，唐军却只在河西方面部署一支大军进行反攻。
贞观四年（630）正月，李靖率轻装精锐骑兵三千人，从马邑出发，长途奔袭，悄悄绕过定襄，到达定襄北面的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颉利可汗得知唐军在自己的后方出现，大为吃惊，以为唐军必是倾国而来，不然必不敢如此进军，将士上下一日数惊。
李靖截断敌后方退路后并不急于进攻，而是先派间谍离间颉利可汗内部关系，导致其心腹将领康苏密临阵来降。在离间得手后，李靖率部夜袭定襄城，一举攻破，擒获投奔突厥多时的隋朝炀帝遗属萧皇后及其孙子杨正道。
颉利可汗率残部逃至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又遭李世勣拦截，大战一场，颉利可汗再次损兵折将，慌忙退至铁山（今内蒙古固阳北），收集余众，派执失思力入朝向太宗谢罪，请求举国投降，自己亲自入朝，实则企图暂缓唐军进攻，待草盛马肥，再逃入漠北。
唐太宗对突厥人等边疆各少数民族，历来主张怀柔，只要其顺服即可，并不打算消灭其部落，所以很快答应颉利可汗的请求，派唐俭为特使，到铁山慰谕颉利可汗，并命李靖率部迎颉利可汗入朝。(www.xing528.com)
李靖召集李世勣等将领商量对策，大家认为：
“颉利可汗虽然失败，但其兵众还相当强大，如果让其逃入漠北，道远难及，后患无穷。如今国家使节已经到达铁山，颉利可汗及其部下必然放松警惕。如果我们趁此机会选一万精锐骑兵，带上二十日干粮，长途奔袭，必能一举擒获颉利可汗。”
于是定计，李靖率军乘夜色出发，李世勣也随后率部出发，去截断颉利可汗的退路。
二月初八日，李靖军至阴山遇突厥前锋千余帐，一战而俘，迅速接近颉利可汗驻地。
此时的颉利可汗，果然因为唐朝使者唐俭的到来，满以为危险已过，心中大喜，不以为备。
而李靖的大军，已经悄悄接近。他派大将苏定方率二百精兵为先锋，趁晨雾向颉利可汗的部队发起进攻。颉利可汗猝不及防，狼狈逃走，李靖大军随后杀到，突厥人群龙无首，溃不成军。
唐军大获全胜，俘敌男女十余万，牲畜数十万。颉利可汗率残部万余人逃往碛口，想由此退入漠北以图异日再举。
幸运的是，唐俭在这个过程中安然脱身，史书说“颉利北走，俭脱身而还”。
颉利可汗逃到碛口，不料李世勣率军早已等候在此，一阵截杀，如秋风扫落叶，颉利可汗余众一一被俘，难过碛口，只好乘千里马与心腹数骑逃往灵州一带，打算依附苏尼失小可汗。但李道宗的部队也早已出兵围逼苏尼失部，苏尼失不敢收留，只好派兵将颉利可汗押送唐军，随后，苏尼失也率部投降，于是，大漠以南悉为唐有。
此一战役是唐朝在全局战略处于十分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李世民在对付突厥人方面，战略上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针，先行笼络西突厥和薛延陀部，陷东突厥颉利可汗于十分孤立的境地，然后，又利用间谍离间其内部，在其人心叛离加之天灾饥馑的时候，部署五路大军全面出击。
李靖、李世勣等将领在此有利战略形势下，利用突厥人一贯以为汉军不耐长途奔袭、不敢深入大漠的心理，一反汉军几个世纪以来只满足于将突厥人赶出漠南的战略，采取长途奔袭和包抄截击的战术，一举消灭东突厥十分强大的骑兵军团，彻底解除了河套地区长期以来的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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