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六年（623）八月，杜伏威旧部辅公祏在丹阳（今江苏南京）再次举兵造反。
李渊立即任命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统率七总管出征。具体部署是：
襄州道行台李孝恭率主力水军沿江而下直趋当涂，岭南道大使李靖率交、广、泉、桂四州之兵，北经宣州（今安徽宣城），与李孝恭会师当涂；齐州总管李世勣偕怀州总管黄君汉等出淮泗，向安徽寿阳（今安徽寿县）进发，然后南下当涂；舒州（今安徽潜山县）总管张镇周向猷州（今安徽泾县）进发，以与李靖会合前进；徐州总管任环率部南下江都，进逼京口（今江苏镇江），以威胁丹阳，并牵制辅公祏在江东的兵力。
除了李世民未到场，唐朝第二名将李靖、第三名将李世勣均领兵出征，足见唐朝对这次出兵的重视。
显然，唐军的战略态势是以李孝恭、李靖所部构成进攻主力，顺江而下，在丹阳的西面屏障当涂形成战略攻击拳头，由南而北向丹阳发起正面进攻，以任环所部由北向南发动牵制性的佯动攻势，从而造成南北夹击丹阳的合围局面。
至次年正月，唐南路各军已先后到达当涂西南芜湖外围。
辅公祏与杜伏威为刎颈之交，于隋末一道举兵起义，占有今江淮之间及江苏等广大地区，成为淮河以南长江流域与萧铣并驾齐驱的军事集团。
杜伏威为人较为明智，在李渊占领长安并称帝后派使者招抚江南时，即向唐朝称臣，并于武德五年只身入朝，留辅公祏和心腹大将王雄诞统率旧部镇守丹阳。
辅公祏对于杜伏威不经任何抗争即向唐朝投降、拱手将苦心经营多年的江淮之地让给别人极为不满，便于武德六年（623）八月，假称得杜伏威密令，再度举起义旗，并结连两湖地区的义军张善安部，向夏口地区进扰，一面则大力向三吴地区扩展，迅速占领太湖流域周围地区。
在得知唐大军南下征讨之后，辅公祏也针锋相对地做了下述部署：
以自己的主要谋士、兵部尚书左游仙为越州总管（今浙江绍兴），借以巩固大后方，并委以京口防守之责；命总管徐绍宗和陈政通分别攻取海州（今浙江东海）和寿阳，随后回防当涂东南的青林山；总管冯惠亮、陈当世率水军三万驻守博望山，与青林山防线构成掎角之势；在当涂临江一面筑半月城，广十余里，借以屏障当涂城，在江对岸构筑堡垒，并在江面上横以铁链截断航道，这样便在当涂西南面布置起又一道防线。
辅公祏也明显地把防守重点放在西南面，但表现出消极防御、退守太湖的战略意图，所以并没有在西面屏障当涂和芜湖等战略要地布下重兵进行战略会战。
二月，唐军李世勣部攻克寿阳，南下当涂长江西岸，李孝恭则攻克芜湖，到达当涂外围，李靖部也先后攻克歙州（今安徽歙县）、猷州、宣州，进至当涂西南，与李孝恭会师，当涂会战随之展开。(www.xing528.com)
会战前，李孝恭召集将佐会商战术，多数将领认为：敌将冯惠亮和陈政通都手握强兵，闭垒固守，城栅坚固，急切难以攻下。不如直捣丹阳，毁其巢穴，则冯惠亮部不攻自破。李孝恭也倾向于这种建议。
但李靖认为：
“辅公祏的精锐部队虽在当涂水陆两军，但其自统将士必定也是劲勇之士。冯惠亮部所据博望山尚且担心攻不下，辅公祏所凭借的丹阳石头城就更难以攻下了。如果我军进至丹阳，留停旬月，进则不能攻克丹阳城，退则为冯惠亮部所阻，腹背受敌，恐怕不是万全之策；冯惠亮等敌将都是久经沙
场、出生入死的战将，目前之所以不出战，并非害怕野战，而是出于辅公祏以逸待劳、敌退我进的战略意图，以求拖垮我军。如今，我们如果全力攻城以诱出战，即是出敌不意，定可一举克获。”
李孝恭遂从李靖计，派兵先断敌粮道，待敌军缺粮求战之时，派黄君汉率老弱兵士先攻博望山守军，后面则由猛将卢祖尚、阚棱率精兵结阵待命。
黄君汉攻城佯装不胜而退，冯惠亮、陈政通立即出兵追击，唐军卢祖尚等伏兵则从敌阵后一齐出击，李孝恭、李靖又率大部队包抄过来，冯惠亮、陈政通抵敌不住，先后丢失博望山、青林山，率残部连夜逃回丹阳，唐军李靖则亲率轻骑紧随其后，一直追至丹阳城下，辅公祏见势不妙，主动率主力退出丹阳，逃向会稽，意欲与左游仙会合，退保太湖流域。
但唐军不给他任何喘息之机，派李世勣率精兵轻装穷追猛打。辅公祏一路上损兵折将，最后势孤力单，被土豪所杀。
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战机的把握是否得当，而战机的把握又有“待机”与“创机”之分。
如果说平定萧铣之战是因为李靖“待机”得当的话，那么，当涂一战，李靖在战术上的明显特点便是创造战机以取胜。
敌方陈政通、冯惠亮等依仗城固山险、兵精粮足，坚壁不战，战略意图便是看到唐军远道而来，后勤供给难以持久，利在速战，不宜久拖不决。这就使唐军欲战不能，欲退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唐军要么创造战机，要么中敌诡计。
李靖深知敌将领敢战而迫于命令不能战的心理，设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圈套，然后猛追穷寇，一鼓作气，克复三吴全境，使敌人毫无重新组织反抗或事后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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