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不仅要从物质上满足民众生活的需要，还要从精神上取得民众的信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要的是以诚信仁义治国，以便取信于民，让老百姓与统治者同心同德，只有这样，国家政令才能有效行使，政治宏图才能顺利实现。
魏征对诚信与国家安危的关系曾做过详尽的论述，他于贞观十年（636）上书说：
“我听说，治国的基础在于德治礼教，皇帝的法宝在于取信于民。诚信确立则下无二心，德治礼制形成便远近折服。可见，德礼诚信，是国家的大纲，体现为君臣父子之义，一刻不可废止。所以孔子说‘皇帝以礼制驾驭臣下，臣下以忠诚对待皇帝’，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说‘同样是言语，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可信之言在于出言前便心怀诚意；同样是命令，有的可行，有的不可行，可行之令在于命令出于诚心’。可见，不可信之言是因为出言便无诚意，不可行之令是因为出令便不怀好意。无诚意的言语和命令，出自皇帝则败坏德行名声，出自臣下则危及身家性命，为人虽处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不能这么做。
“自陛下登位，至今十有余年，威加海外，万国来顺，仓廪日积，国土日广。然而，道德并未积厚，仁义并未广博，这是为什么呢？在于对待臣下之情，未必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尚无善终之美。要使皇帝能循礼制，臣下得尽忠诚，必须内外如一无私，上下相互信任。皇帝无信，则无法驾驭臣下；臣下无信，则难以忠于皇帝，诚信对于治国的意义实在是大。
“从前，齐桓公问管仲：‘我想使酒腐于杯中，肉腐于俎上，这对我的霸业有害吗？’管仲说：‘这绝不是好事，但也无妨于霸业。’‘那么怎样才有害于霸业呢？’管仲说：‘不能了解人的好坏，有害于霸业；不能任人唯贤，有害于霸业；既用之又不信任，有害于霸业；既相信他又派一些庸人妨碍他，有害于霸业。’
“春秋晋国的中行穆伯率军攻打鼓城，将近一年也没攻克，馈间伦对他说：‘我与鼓城一个啬夫有交往，请让我去说服他们投降，无须大夫疲劳苦攻，鼓城便可智取。’穆伯不答应。他的部下说：‘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城可得，您为何不答应？’穆伯说：‘间伦这个人奸佞而不仁，若使他去智取了鼓城，我能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了他，就等于是奖赏奸佞之人。奸佞之人得志，就会使晋国之士舍仁义而趋奸佞。虽然得到了鼓城又有什么用呢？’穆伯只是春秋列国的一个大夫，管仲只是一个霸王的良相，尚且能如此重视信任、远避佞人，何况您作为泱泱大国的皇帝，怎能让厚德大义毁于诚信危机呢？
“如果想让君子与小人是非不杂，必须以厚德感动他，以诚信对待他，以仁义激励他，以礼制约束他，然后，惩恶扬善，赏罚分明。那么，小人就会无处使用奸佞，君子就会自强不息，无为而大治的日子就不会远了！反之，危亡之期也会指日可待！”（《诚信第十七》）
对此高论，李世民深为叹服。贞观十七年（643），李世民也亲自对侍臣谈道：“古人云‘宁可去掉食物，也不能丢了诚信’，孔子说‘民无诚信就不能自立’。秦末，项羽攻进咸阳，已控制了天下，若能力行仁义诚信，谁会反叛他？”
房玄龄接着说：“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如能遵行之，很有裨益。商纣抛弃五常，武王夺取了他的天下，项羽无信于天下，汉高祖消灭了他，的确如陛下所说的那样。”（《诚信第十七》）(www.xing528.com)
魏征等大臣不仅从理论上反复论证诚信对于治国的重要性，而且时刻以取信于民来衡量李世民的政治得失。
早在贞观三年（629），魏征看到朝廷刚出令免百姓租税，又下诏说已经交纳的不在此限，朝令夕改，便上书说：
“看到八月九日诏书宣布全国免税一年，百姓老少相庆，载歌载舞。又听说有敕令已配之役和已交租税照常交纳，待明年再折减。百姓大为失望。这本是为百姓均平着想。但民众难与虑始，平日用度就不足，都以为国家追悔前言，失德于民。
“我听说，上帝所辅佐的是仁义之人，民众所帮助的是诚信之君。陛下初继大位，万民正仰观圣德。刚刚开始执政便朝令夕改。致万民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即使国家处万分危急之时，尚且必不可无信。何况目前国家有泰山之安而为此失信之事！为陛下出此下策者，对于国家财利也许小有补益，但于国家仁义道德却有大损。”（《纳谏第五》）
不久，魏征又当面对李世民说：
“陛下经常说，我为皇帝，以诚信待人，欲使官民并无矫伪之心。可是自登位以来，大事三四件已是言而无信，这样下去何以取信于民？”（《纳谏第五》）
李世民大吃一惊，连忙问：“你所说无信是指哪些事？”魏征当即一一数说了几年来国家宣布免税又继续征税的几件事，说得太宗连连点头，表示“我的过错果然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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