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块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土地上，一个专制皇帝，无论他怎么正身修德，无论他如何深怀忧患意识，他的精力和智力相对于千头万绪的国家军政大事来说，实在显得太渺小、太有限了，在毫无法制约束的情况下，他要保持不犯错误、善始善终，就必须不断地虚心接受臣下的逆耳忠言，依靠群臣的聪明才智，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以一人之力，专全社会之权，处亿万人之事，必然顾此失彼，终究会一败涂地。
李世民即位之初，就明确指出了人君纳谏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大力提倡谏诤之风。他说：
“人欲自照，必须明镜；君欲知过，必须忠臣。如果皇帝自以为贤，臣下又不敢谏正，想不危败，岂能得到？明主思考自己的短处而更加完美，愚主袒护自己的短处而永远愚昧。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我如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众位大臣，应当各自竭尽忠诚，直言进谏，匡救我的过恶，我决不会以直言逆耳而责怪你们。”（《求谏第四》）
王珪接着指出：“我听说，木材经墨绳规矩后才正直，皇帝经臣下劝谏才能圣明。所以，古代帝王必有诤臣扶持。既然陛下开怀纳谏，愚臣逢此圣朝，实在愿意竭诚进谏。”
魏征则提出了著名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论断：
“皇帝之所以明达，全在于兼听；其所以暗昧，全因为偏信。《诗经》载：‘古人有言，有事应当请教砍柴者。’古时候，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开四方之门，以求天下贤俊，以广四方之视听。所以，圣聪无所不照，共工、鲧之徒不能逃脱罪责。秦二世则隐居深宫，捐弃疏贱而偏信赵高，乃至天下崩溃也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等到侯景举兵进犯京城，竟毫无知觉。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反叛也不得而知。因此，皇帝兼听纳谏，则权臣不能阻隔信息，下情必能上通。”（《君道第一》）
因此，求谏纳谏成为李世民政治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最勇于接受大臣谏诤的帝王，魏征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善于也最敢于犯颜直谏的忠臣。
在李世民的大力提倡之下，贞观时期，文武大臣谏诤成风，而李世民也始终坚持虚怀纳谏。
《贞观政要》载有李世民求谏和赞赏谏诤的谈话十一次，接纳大臣劝谏而收回成命的事例十件，大臣不避生死、忠言直谏的事例十件，实际上的谏诤与接纳当然不会只有这些。
贞观四年（630），李世民下诏征发民工修洛阳乾元殿以备他出关巡游。
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阻，其中有这样的话：“以陛下现在的政绩和国力，何能比得上隋朝极盛时期？正当百业凋残之后，役使满身疮痍之人，耗费亿万之功，承袭百代之弊端，相比起来，陛下恐怕比炀帝还过分得多。”(www.xing528.com)
李世民把张玄素叫来对他说：“你说我不如炀帝，比不比得上桀、纣？”
张玄素说：“如果最终还要修这座殿的话，就跟桀、纣差不多了。”李世民感叹道：“玄素所言确实有理，往后如果确有必要到洛阳去，就是露坐在外面也心甘情愿。所有乾元殿作役自即日起一律停止。”
贞观十年（636），有人上书说朝中三品以上官员都轻视越王李泰，这下可惹恼了李世民，因为他最喜欢这个儿子。
于是，三品以上官员都被召到皇宫齐政殿，李世民怒气冲冲地大声对大家说：“我有一句话问各位：以往天子就是天子，今日天子就不是天子吗？以往皇帝的儿子就是皇子，今日皇帝的儿子就不是皇子吗？过去我看到隋朝达官以上都免不了被皇家诸王蹂践，如今我的儿子自不允许这样，反倒让你们轻蔑。我若放纵我儿子，你们岂不一样被蹂践！”
皇帝发威，几乎所有官员都吓得战栗流汗，只有魏征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说：
“首先，当今群臣必定不会轻蔑越王。其次，就礼制而言，臣、子一体，今三品以上皆是陛下大臣，就是陛下也要尊重，即使小有过错，越王岂能加以责辱？当然，如果国家法纪废坏就不说了，当今君明臣忠，越王怎能如此。而且，隋代皇帝不知礼义，宠信诸王，使之言行无礼，结果都一一被废黜，这还值得提起和效法吗？”（《纳谏第五》）
李世民听了这一番不卑不亢、言之有理的话，立即转怒为喜，说：“凡是人臣言之有理，不可不服。刚才我所说的是私爱，而魏征讲的是国家大法。我刚才发怒时还满以为说得在理，及至听魏征所论，始觉大谬不然，可见为人发言，多么不容易！”当场赐魏征绢一千匹，并批评了房玄龄等人没有当面直谏。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李世民多么勇于承认错误，他的大臣又是多么敢于直言谏诤！
关于群臣的直言谏诤对于皇帝治国的作用，李世民对魏征说过一段话，特别值得我们当今每个人深思：
“玉虽然有美质，但处在石头之间，没有良工琢磨，就与瓦砾无别。若遇良工，就成为万代之宝。我虽然没有什么美质，但被您所切磋，劳驾您劝我行仁义，修道德，使我的功业达到今天这个地步，您也真不愧是位良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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