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帝，要保证始终坚持正身修德、政治清明，在没有法制约束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从而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这是贞观时期贞观君臣强调得最多、讨论得最勤的一个政治论题，从而构成李世民一切远大而正确的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源泉，满怀忧患意识也是贞观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
贞观二年（628），李世民对此做了这样的表述：
“人们都说做帝王至高无上，无所畏惧。我却恰好相反，上畏皇天监察临视，下惧群臣瞻仰观照。兢兢业业，常谦常惧，犹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民望。”
魏征认为“这正是致治的要领所在”。
之所以最高统治者要如此深怀忧患意识，李世民认为原因在于：
人主唯有一个心眼，而天下想从他这里获得利益的人却不可胜数。这些人或以勇力，或以口辩，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来投帝王所好，各竞伎俩，轮番进攻，以求一己的功名利禄。人主稍有懈怠和不慎，被其中任何一种伎俩击中，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亡国败身，这就是身为帝王人主而不能不谨慎忧惧的原因。
贞观五年（631），李世民进一步表述其深深的忧患意识，他说：
“治国如同治病，病情虽然在痊愈，但更需加意护理，如果马上就放纵逸乐，病就可能复发，一复发也许就不可救药了。治国也是这样，天下稍稍安定，更需谨慎敬业，如果马上骄逸奢侈，必定招致灭亡。如今国家安危系在我一人身上，所以，我一日比一日戒慎，唯恐不获善终。”（《政体第二》）
贞观六年（632），李世民又对居安思危的原因做了说明，他说：
“皇帝可爱，民众可畏。作为天子，有道则人民推而为主，无道则人民弃而不用，实在是太可怕了。”（《政体第二》）
当时，魏征在座，也对李世民谈起了他对居安思危问题的看法，他说：
“自古失国的帝王，都是因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如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平和，仍能留心治道，常常怀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畏惧之感，国家自然长久。我还听说‘皇帝好比船，民众好比水流，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政体第二》）(www.xing528.com)
后来，贞观八年（634），李世民又一次对侍臣说：
“我每逢闲居静坐，则自我内省。唯恐上不称天意，下为百姓所怨。”（《求谏第四》）
贞观十一年（637），魏征在《谏十思疏》里对居安思危的道理做了详尽的论述：
隋朝统一中国时，甲兵强盛，横行万里，边疆宾服。但后来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驱天下以从己欲，用万物而自奉养，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雕饰宫苑，广造台榭，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上下相蒙，君臣相隔，民不堪命，国家分崩。遂至身死匹夫之手，子孙灭绝！如今，如能鉴隋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夜以继之，焚鹿台之玉衣，毁阿房之广殿，以峻宇为危亡之物，以陋室为安处之所，则教化潜通，天下风从，无为而治，这就达到上等德治了。（《君道第一》）
不几天，他又上疏对此做进一步说明：“我听人们常讲，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大，必须固其根本；要想让水流得长远，必须疏浚其源头；要想让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累德义。如果不想居安思危，戒奢行俭，不德不义，纵情纵欲，就好比砍掉根本而求树木茂盛、塞住源头而求水流长远。”（《君道第一》）
贞观十五年（641），李世民与侍臣讨论守天下的难易，魏征以为很难，太宗则以为：“我任贤能、受谏诤，即可长守天下，又有何难？”魏征就此阐述了为什么和平时期要居安思危的道理，他说：“依我看，自古帝王，在创业时期，则任贤受谏。等到天下安定，必然心怀宽怠，而让臣下战战兢兢，这样日积月累，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强调居安思危，就出于这种原因。安乐而能忧惧，岂不是很难吗？”（《政体第二》）
后来，在各种场合，贞观君臣多次重申过上述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促使贞观君臣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秦、隋、北齐、北周等朝代为什么短祚而亡？
为此，李世民曾多次召集大臣讨论，他自己也不断在思考。贞观时期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正是君臣根据总结出来的前代亡国原因制定出来的。
中国政治哲学十分注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人生历程中的作用。早在夏代，夏禹就说过：“我君万民，不寒而栗，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马一样，令人战战兢兢！”
先秦诸子百家，几乎是一致地认为，君临天下，应当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深怀忧患意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