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宽简公平的法治手段和贞观时期的法制

李世民在大力推行英才治国的政治方针时，也十分注重运用法制来治理国家、约束臣僚，但他不主张严刑峻法，而是认为“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

死者不可复生，有此尊重生命观念的李世民，强调用法宽简。

武德九年（626）十一月，李世民即位不久，与群臣讨论如何扭转社会治安不佳的状况，大臣都认为应重法严惩，李世民笑着说：

“之所以有人为盗，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交迫，所以顾不得廉耻了。我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任用廉吏，整顿吏治，使老百姓衣食有余，则自然不会再去做贼为盗，哪里用得着严刑峻法呢！”

所以，贞观刑律一改再改，最后《贞观律》定案时，“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旧唐书》）同时又编定了《贞观令》三十卷、《贞观格》十八卷、《贞观式》二十卷。

在唐朝，“律”是刑事法规，“令”是国家各种制度，“格”是行政法规，“式”是公文程式，法制体系相当完备。

贞观时期的法制最重要的特点，不仅在于完备的法制体系和较为宽简的量刑标准，还在于公平严格的执法过程。

首先在大案、要案和死刑的判决方面，确立起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九卿会审定罪、死刑执行前五次覆奏复审（即执行前二日、一日各上报复审一次，执行当天三次上报复审；州县死刑则在会审定罪下发文前三次复审）的制度。

之所以规定死刑执行前要不厌其烦地进行五次覆奏复审，就是因为生命至重。尊重生命的李世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

封建王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皇帝立法不守法，不带头遵守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李世民同样是一个权力无边的封建皇帝，但在他身上，就几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李世民本人较为严格地遵守法纪，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勉励文武大臣公正执法、带头守法，这可以说是李世民宽简公平的法治手段得以实施的重要一环。

贞观九年（635），都督高甑生因诬告李靖谋反被判死缓徙边，有人为他向李世民说情：“甑生是皇上旧部，请免其罪。”李世民认为“治理国家遵守法律应人人平等”，坚决不许。

最典型的事例是李世民为党仁弘求情一事。

党仁弘是跟随高祖李渊起兵入关的老将，屡建战功，并在和平时期的任职过程中卓有政绩，但在任广州都督时贪污受赃达百余万钱，离任后被检举出来，大理寺按律判其死刑，经五次复审后仍维持原判。

李世民哀其老耄就刑，想运用皇帝的特赦权利赦他死罪，就特意将朝中五品以上官员召进宫中宣布：“法律是人君受百姓所托制定的，不可以因私而失信。如今我想讲私情曲赦党仁弘，是自乱其法，有负苍天，我准备在南郊祭天场所席地而坐，每日吃一顿素食，以表示向上天谢罪。”(www.xing528.com)

后经群臣一整天的劝请才作罢，最后黜免党仁弘一切官爵贬为平民，流放钦州（今广东钦县北）。

李世民此举，不管含有多少的做作成分，但对于一个专制帝王来说，其对待法律的态度，足够严肃，也难能可贵了。

如果说这件事毕竟是李世民讲了情的话，还有一件事则更能说明李世民严格守法的一面，也能反衬出李世民在党仁弘这件事上的公正。

贞观十七年（643），皇太子李承乾谋反，与李世民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与前夫所生）同谋，按律当斩。当时，长广公主的后夫、中书令杨师道参与审理此案。

杨师道这个后爹当得不错，私下为赵节向李世民求情，李世民大怒，立即将杨师道降为吏部尚书，不再让他审理此案。

长广公主见丈夫说情不行，便亲自出面，在李世民面前下跪叩头，哭着替儿子忏悔谢罪，请求李世民宽恕。

李世民也流着眼泪下拜姐姐，说：“奖赏不避仇家，惩罚不私亲戚，这是天下至公之道，我不能违背，只能辜负姐姐了。”李世民终于没有给姐姐这个面子，赵节与其他同伙一道被处决。

同时，李世民还特别注意选拔刚正不阿的人担任司法官员，他听说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就委任为大理少卿，这位戴胄也不负所望，严格执法。

有一次，李世民因为官员选举中有虚报资历者，就出令让这些人自首坦白，否则一经查出判处死刑。

不久果真查出虚报假冒者，戴胄根据有关法律判处流放的刑罚，李世民大怒说：“我已经下命令说要将这些人处死，你这么判罪，自己落得个守法的好名声，岂不是要我失信于天下吗？”

戴胄却说：“陛下要杀就自己去杀好了，要交给我判罪，我就不敢违背法律而屈从陛下。”

最后还是李世民让步，依了戴胄的判决。

由于李世民带头守法和各级法官恪尽职守，所以，贞观时期号称“天下无冤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