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对人才不求全责备，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量才授职，用长舍短。
即位之初，他就对房玄龄说：
“为政致治的根本在于任官审察，取舍得当，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尚书》称‘任官唯贤才’；又说‘官员不必齐全，仅仅在于用得其人’。如果得到贤能之士，虽少也足够了；如果用人不贤能，虽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还以用人不得其才，比作画地为饼，只能看而不能吃。《诗经》说：‘有才能的人很多，要看用得是否得当。’孔子也说：‘官府的职位不精简，怎么可以做到节约呢？’而且，俗话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这些都是载在经典的名言，不必一一说了。你们应当并省官员，使之各得其所，则可以无为而治了。”
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世民总结自己的五条成功经验时，其中有一条就是：“人的才能不能兼备，我则常常是用其所长，弃其所短。”
贞观元年（627）正月，李世民大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感叹地说：
“过去我受命征讨，民间才萌生了这个曲子，虽没有文德那么雍容雅趣，然而我的功业确是这样形成的，不敢忘本啊！”
封德彝出来献媚说：“皇上以神武平定海内，岂是文德可比的。”
李世民当场就没领他这个情，十分不高兴，说：“戡乱用武，守成用文，文武之用，各随时势。你以为文不及武，这就错了。”
可见李世民的用人之道是文武并用，各随所需，各用所长，不能偏颇。
不久，李世民让这个封德彝举荐贤才，而封德彝久无所举，李世民就责问他，他说：“不是我不尽心，确实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奇才。”
李世民当即就批评他说：
“君子用人如同使用器物，各取所长。古时候的贤能帝王，岂是从其他时代借来人才而达到天下大治的？你应当检讨自己没有知人之明，而不应该诬蔑这一代人没有贤能之士。”(www.xing528.com)
在晚年留给太子李治的《帝范》一书中，李世民总结用人之道说：
“明智帝王用人，如同良匠运用木材，直木用来做辕子，曲木用来做轮子，长木用来做栋梁，短木用来做边角，无论曲直长短，各有所用。明智帝王的用人之道也是这样，对于智慧高的人就利用其智谋，对于愚笨的人就利用其力量，对于勇敢的人就利用其威风，对于胆怯的人就利用其谨慎。无论智愚勇怯，都能加以利用。所以说，良匠手下无弃置不用的木材，明智帝王手下没有无用的人士。”
李世民不仅有这样的认识，也对其手下文武大臣长短优劣了如指掌，真正做到用长避短，人尽其才。
贞观十八年（644），他曾对手下大臣的优缺点做过一次品评：
“长孙无忌善于躲避嫌疑，反应灵敏，分析判断事理，与古人相比毫不逊色，而统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光明通达，临难不改节，为官无朋党，所缺乏的是刚正不阿的规谏。唐俭言辞辩捷，善解人意，但跟随我三十年，并无一言及于国家兴衰大事。杨师道性行纯和，洁身自好，而内心上较为怯懦，急难之时不可得其力。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华美，但持论较为空阔，自负当世。刘洎性情最为坚贞，有利益，但他重然诺，在朋友面前讲私情。马周目光敏锐，看问题透彻，性情也很忠正，评论人物，直言不阿，我每任用他，无不称心如意。褚遂良以学问见长，性情也刚正，每每表现出对我的忠诚，就如小鸟依人那么令人可怜可亲。”
正因为如此，李世民基本上能够做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比如魏征忠直刚正，深谋远虑，李世民就长期让他在对各个部门和皇上负有督察纠谏之责的门下省工作，杜如晦、房玄龄等胸有经天纬地之才，便让他们在尚书省和中书省任宰相之职；李靖、李世勣等是当时一流的军事家，就让他们统军出征。
最典型的例子，是李世民对许敬宗的限制使用。
许敬宗当时以才学著名，被李世民召为十八学士之一，直到李世民晚年，其官职不过检校中书侍郎，实际上一直处在文学秘书之位。原因就在于李世民深知他“才优而行薄”，用其文学才优这一面，而不令升为军国要职，参预宰相行列，以避免其无德无行给国家政治带来消极后果。
李世民看得很准。在他去世以后，正是这个许敬宗，与李义府狼狈为奸，得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信任，爬到宰相高位，作恶多端，果然给李唐天下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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