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才，就是仇人如魏征，也要重用。
李世民深深懂得“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道理，不论是其在野时还是执政时，都非常注意用人之道，认为“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
早在太原时，他就喜欢结交豪杰，“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在后来的统一战争和贞观年间，更是不拘一格，收罗人才。在收罗人才的过程中，他认为，作为君主，应当以天下为家，唯贤是举。应该不分亲疏新旧，只要有才是仇人也应举荐，若无才德是亲人也不应举荐。
即位伊始，他对大臣说：
“我如今孜孜以求贤士，想专心政事，治理好国家，听说有好人才，就想方设法加以提拔任用。而旁人却说‘那些人多是宰臣的亲戚故旧’。只要你们行事公正，做事不要害怕这些流言，便是表露心迹。古人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就是因为举得其人。只要举得贤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者，也举荐无妨。”
贞观元年（627），李世民登上皇位，大封功臣，以谋臣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为第一等，食邑实封一千三百户。
他的叔父李神通非常不快，认为自己既是皇叔，又有军功，反而在这些“刀笔吏”之下。
李世民却说：“叔父的确是皇亲国戚，我不应有什么可吝惜的，但我不能因私情而让您与那些大功臣一样受赏。”
随后，又下令将武德年间皇室中已封郡王但无功勋的人，一律降为县公，他说：“如果皇家宗室一律封王，必然要多给力役，这等于是劳苦百姓而养帝王的亲属。”
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对于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两府文武官员一律论才择用，有的人士如魏征等甚至得到特别重用，而李世民原来的秦王府却有一些人没有得到提拔，因而口出怨言，说李世民不认旧人。
李世民说：“作为帝王，应当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民心。我与你们日常所食用都取自民众。故设官分职，是为了民众安乐，应当选择贤才而用之，但问能否胜任职责，岂能以新旧而论！如果新人贤而旧人不肖，怎么可以舍新取旧呢？”
贞观元年，还有人提议，将秦王府原来所属全部士兵都授任武职，编为宿卫将领。李世民说：“我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以才行为任用标准，岂能以新旧为差别？”(www.xing528.com)
正因为如此，当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平定窦建德、王世充凯旋时，在他的幕僚中，文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宇文士及、高士廉等，武有李靖、尉迟敬德、秦叔宝、李世勣、程知节、侯君集、屈突通、张士贵、段志玄等二十五位大将。
这一年，李世民以“海内浸平，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为文学馆学士，号“十八学士”。
就这样，李世民还没有当上皇帝，就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文武兼备、人才济济的高级智囊团。没有登基之前，这些人可以给他出主意想办法，把皇位抢到手；而一旦登基，这些人就又是他治国理政的文武班子。
在贞观名臣中，魏征、王珪、韦挺、薛万彻原是李建成的死党，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的部将，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原是李密部下大将，戴胄、张公谨原是王世充幕僚，岑文本原是萧铣部下，褚亮及其子褚遂良原是薛举旧部，温彦博原是罗艺部下，封德彝、虞世南、裴矩、屈突通都是隋室降臣，李靖是李渊的旧仇，他们都得到了李世民绝对的信任，官至将相。
其中，李世民对魏征、马周和刘洎的重用最能体现其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
魏征原是李建成的亲信，曾多次出谋建议李建成尽快除掉李世民。李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六月发动政变杀死李建成等，七月便将魏征召至身边任职，八月李世民继位后就任命他为正五品的谏议大夫，一年多以后即贞观二年（628）便提拔他为秘书监兼宰相之职。
马周直到贞观五年（631）还是中郎将常何家的食客，因代常何上书而被李世民发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立即召见加以任用，十年之间，就升到中书侍郎的宰相位置。
刘洎原是萧铣的部下，降唐后只不过一州都督府长史，因上书切直有政见，受到李世民器重，也在十年间被提拔到宰相的职位上。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使更多的英才进入国家政权机关，李世民还继续通过科举制来选拔人才，并兴办各级教育机构，大崇儒术，当时在京城就读的学生达八千余人，同时，他前后五次颁布求贤诏。
做所有这一切，他当然是想使“天下英雄都落入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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