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统一文字的意义及例外

统一是秦帝国最核心的指导原则，泯除过去列国并存所造成的多元、差异现象是新帝国最积极的施政方向。“统一”就是对的，多元、差异就该除之而后快。

始皇二十六年灭齐后，立即采取了统一度量衡的措施，由朝廷铸造标准的度量衡依据，上面有刻字认证，送到各地，从此长度、重量、容积就都按照这一标准统一。秦同时也进行了文字的统一，史称“书同文”。

中国的文字已知最早见于商文化，最早用来记录超越现世的祖神给予的信息，带有高度秘密色彩。周人学习、传承了这套文字，进行了大幅的功能改造，用来记录贵族教育王官学的内容，并进一步让这套图像文字和语言、声音产生规律关系，让文字得以用于记录语言上。

到了始皇帝的时代，文字又有了另一次的功能转变。现在文字最主要的功能是将法固定下来，让每个人都知道，都乖乖遵守。从郑子产“铸刑书”以来，这就是法家惯常看待文字的角度，法要发挥作用，就要“信赏必罚”，这“信”和“必”，都牵涉法有确定不移的内容，不随个人主观意志而改变。

确保每个人都守法，前提是要每个人都知道法的内容，而且每个人知道的都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统一之后，始皇帝就毫不迟疑地推行了“书同文”，将战国时期各国分别发展出来的不同文字进行全面整理。“书异文”的情况下，以文字记录下来的法就会带有歧义，那是法家统治概念下不能容忍的事。

秦始皇巡行各地，所到之处都留下刻石，除了用来表彰空前功业之外，另有借刻石示范统一文字的作用。刻石上用的文字都是由李斯主导创制完成的“小篆”，表示从此之后你们各地原来使用的其他形体文字都要废止了，改用这套统一的新字体。“小篆”复杂难写，所以后来为了让书写方便、快速，又发展出另外一种字体“隶书”。

秦始皇极重视文字，但他重视文字的理由和之前的周人很不一样。对他来说，文字不是贵族文化的核心，也不是思想、主张的表达工具，而是必要的统治手段。识字才能知法，有统一的文字才有统一的法，反过来，要传扬统一的法，就要有统一的文字，还要有用统一的方式学习法、学习文字的人。(www.xing528.com)

秦始皇将文字转化为传播工具。他的功业既然已经终结了历史的变化，当然就不需要再用文字保留过去，过去只会带来“以古非今”的不愉快。文字要面对当前、面向未来，要替当前和未来制定规范。新铸的标准度量衡上有刻文，告诉人民这是多长多重，还训诫人民从此只能依照这样的标准来度量。刻石铭文上宣告了这个新时代的来历，并清清楚楚表述新时代对于人民的种种要求。通过这种方式，法与秦始皇的训令传播到了各地，文字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中国文字在战国时期大幅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字。最主要的，是“形声”原则的普遍运用。“形声”造字使得这套图像符号能够更紧密地和语言结合在一起，于是各国各地就按照当地的语言发音，以“形声”的原则造出了很多字，使得文字数量大幅成长。这种字各有各的写法，往往离开了发明的地方，就没有人认识了。

秦始皇和李斯大力整顿文字，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形声字”的写法统一固定下来。在此之前，代表声音的符号和代表意义的符号如何结合没有规律，各国各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但在“书同文”之后，就确立了今天我们称为“偏旁”的原则。“形声字”基本上以左右分，左边是“义”，右边是“声”。

今天我们会说“竖心旁”，意思是这偏旁是“竖起来的心”，为什么要让心竖起来？因为要符合“书同文”的原则，所以创造了一个总是写在左边的符号代表“心”，看到这个“竖心旁”，我们立刻就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应该和感情有关系。至于这个字怎么念？到今天我们也都留着通俗指引，“有边念边，没边念中间”，即字里应该会有一个代表声音的符号，如果左边是“心”代表意义，那么通常右边那个符号就代表了声音。

现代中文里，有“忍”“态”等同属“心”字边，却不是“竖心旁”的字，它们的“心”没有竖起来，而是躺着写在下方。“火”字旁也有放在左边和放在底下的不同写法。这种字就是“书同文”过程中没能彻底改变的例外，同时也显示了当时战国文字的复杂情况。同样是表示感情的“形声字”，“心”可以居左、居右，可以在上、在下，那就必然造成辨识与书写上的巨大困扰。

另一个“书同文”没有收拾干净的例外是“阜”与“邑”，我们一般通称“左耳刀”“右耳刀”的偏旁。这两个偏旁本来是同一个，都是代表和居住处有关的意思。依照“书同文”的规范，统一将偏旁都放到左边来，应该只有“左耳刀”，但显然当时已经存在许多“耳刀”写在右边的字，没有被完全改变过来，于是后来就变成了两个偏旁并存。像“部”和“陪”，两个字组构的元素其实完全一样，读音却不同的，意思也不一样，儿童习字过程中常常将它们搞混。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如果没有当时“书同文”的整理，中国文字会有多乱，甚至不同地方都可能逐渐有了自己的单行文字，慢慢文字系统就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