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早有记录,秦始皇活着时,就在骊山北麓大规模经营自己的陵墓。历史上也早有记录,骊山的秦始皇陵由内城、外城构成,在陵寝之上有厚厚的五十丈“封土”,换算为现代的度量衡,大约是115米。
1974年,在西杨村最早发现了秦始皇陵中的兵马俑。西杨村并不在传统认定的秦始皇陵范围内,而是在秦始皇陵东边1.5千米外。1972—1973年,这地方雨量不足,当地居民不得不挖井来补充水源。有一口井原本选定了要在两条原有水道构成的沟地里挖掘,但有经验的老师傅建议改位置,改在5米外一棵大柿子树下开挖。
这个大柿子树下挖出来的洞,后来就成为历史性的秦始皇陵一号探坑。开挖后,从地底深处挖出了许多破瓦片,瓦片形状拼起来有明显的人形。凿井的人原以为挖到了村民埋的瓦神爷,但再细看,又不太像。所以他们把瓦片清了清,再继续挖,接着就挖出了铜器。据说一旁打杂、凑热闹的年轻人偷了挖出来的铜器拿去卖了,这件事才传了出去。
地底里挖出铜器,让当地的考古工作者怀疑有可能是古代文物。不过即使是他们,一开始也没有和秦始皇陵联想在一起,因为西杨村的地理位置太靠东了。那是“文革”后“抢救考古”风潮兴起的时代,可能有文物出土的消息层层上报,到了1974年4月,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在会议中指示要重视。经过三个月的安排,国家考古队进驻此地。
在国家考古队之前,陕西地方的考古队先进来了,挖了一个16.85米乘7.85米的坑,试图确定文物埋藏范围。国家考古队接手,又将挖掘范围扩大到24米乘14米。挖到那么大,却仍然无法确定文物埋藏的确切位置,不可能继续往外扩,挖人家的田和树,准备要放弃时,却在8月28日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青铜器。
这项发现使得考古队得以继续留在当地,有充分理由扩大挖掘工作,终于挖到了夯土墙的遗迹。于是考古队就循着夯土墙探挖,一段段将夯土墙所围的范围确定下来。经过了一年时间,到1975年6月,才算确认了这个遗址的规模。
这是惊人的规模!探测出来的总面积,是230米乘62米,而且在初步确认规模的过程中,就已有文物陆续出土,挖掘出了大约六百件,包括了后来我们熟悉的兵马俑。但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这些泥塑的人俑和马俑到底是什么。
到了1975年8月,在北戴河的会议中,陕西地方官员向当时负责国家科技发展的聂荣臻汇报,首度提到这个考古遗迹可能和附近的秦始皇陵有关。于是聂荣臻和之前就关心过这件事的李先念商量讨论后,决定将这个考古项目提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投资200万人民币,筹建一座博物馆。(www.xing528.com)
那个时代,200万人民币是一笔大经费,而且还是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这个决策的背景,可能是由于“文革”中批孔扬秦的意识形态,将秦始皇的历史地位抬到了最高,因此可能和秦始皇有关的文物受到了特别重视。
这决策给考古人员很大的压力,一来,他们并未确定这些文物是否真的和秦始皇有关。二来,考古还在进行,要怎么盖博物馆?
博物馆的基本构想,是将这个遗址整个包纳进来。然而这时候,对遗址的了解其实还有很多部分是推断的,甚至是猜测的。万一盖了博物馆,这个范围内却没挖出更重要的文物,怎么办?还有另一种情况:博物馆盖好了,却发现真正重要的遗址在博物馆外,又怎么办?
于是考古人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拼命想办法弄清楚遗址的边界。到了1975年11月,国家正式通过了博物馆设置的经费预算与工程进度规划,博物馆工程要正式开始了,于是要将遗址回填,保护起来,等博物馆盖好了才能继续进行考古工作。
博物馆在1976年9月动工,到1978年4月博物馆大厅完工,5月8日,博物馆内的遗址重新开挖。重新开挖时,因为上层的表土必须先全面移走,挖出的土方非常庞大,还动员了解放军来帮忙。整个遗址范围划分为27个探方,原本的计划是27个探方全面开挖,由解放军工兵队将所有的表土挖开运走,大批考古人员再分工进行细部考掘。
然而细部考掘一进行,就发现了涉及的工作远超想象。从1978年5月一直到1981年9月,三年多的时间,才处理完了5个“探方”,占全区面积不到五分之一。而在这5个探方中,就挖掘出了1087件陶俑。1979年10月,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考古工作在博物馆内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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