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从列国到帝国，一个早熟的大一统帝国

从历史的角度看，秦建立的这个大一统帝国在想法和实践上有一定落差。几百年的“共斗不休”无法建立有效的列国和平并存秩序，迫使秦彻底改弦更张，放弃周代分权式的政治安排，转为中央集权。然而要由中央来掌控那么大的土地，那么多的人口，具体所需硬件和软件条件其实都还未成熟。

这是一个早熟的帝国。早熟意味着缺乏许多有效让这样庞大的帝国运作的环节，因而产生了内在的诸多问题与困难。这些问题与困难很多和皇帝本身的能力无关，是源自制度本身的缺失，或者可以换一个方向说，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缺失，只有极有能力的皇帝才有办法真正运作起这个大体系，现实中绝大部分一般、平庸，甚至不及平庸的皇帝，就只能坐视大体系的堕落、崩坏了。

法家将整个社会打平，取消自然多元及层级的做法绝对不是最理想的。违背自然人性，将一套固定的模式强加在天差地别的地域与人群上，必然引发各式各样的后遗症。然而，在战国末年，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从儒家、道家到名家、阴阳家，提供的都只是理论，不是实际的制度。在执行的制度层面，法家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

对比看看西方18世纪最热闹的政体讨论就明白了。欧洲当时也想找出取代没落、僵化封建王权的制度，在讨论中互较长短的，却都有一大幅的蓝图，从彻底的集权到彻底的民主分权，都有人主张，也都有人认真思考并进行细节规划。那是一个真正热闹、拥挤的政治意见竞技场，竞争逼着每一种立场的人都要有具体制度与改革程序的规划。

虽然我们也用“政治思想”的概念去整理春秋战国的各家思想理论（例如萧公权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但这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多具体制度设计上的想法。真正落到制度层面的只有法家。

法家将国君的权力不断往上抬，抬到近乎绝对的地步，皇帝的“诏”“令”就成了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则，高于包括传统礼在内的一切规范，如果不遵守就会遭到严苛的惩罚。这样的安排和儒、道等各家的态度相反，其他各家的出发点是寻找真理，寻找一套普遍的原则，期冀依照找到的真理、原则去建构起现实秩序。法家不只跳过了抽象真理、原则的讨论，它反过来从现实出发，先把国君的绝对地位建立起来，然后让国君、后来的皇帝来决定真理。皇帝就是真理的最终依据。(www.xing528.com)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这是芝罘刻石上的文字，也是秦始皇巡行刻石上典型的字句，表明了皇帝即位制定了种种制度，皇帝就是一切的权衡，皇帝决定了一切事物的“法式”。琅琊刻石也写：“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由皇帝诏令所构成的“法度”，是“万物之纪”，决定了人世间所有的关系规范。

这是对皇帝地位的最高推崇，皇帝不只在权力所构成的秩序中心，这整套秩序就是他建造起来的，他是真理中心。不是说皇帝所言所行都符合真理，而是说皇帝的所言所行就是真理。

这样的新秩序中，皇帝当然不会错、不能错。这是扭曲且专断的决定，必然带来许多严重的后遗症。在没有其他现实主张对手的情况下，法家的论点迅速升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法家所构想的，是一套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完整周密的制度，像是许多零件没有搭好就上路的车。状况好、运气好、驾驶的技术也好时，这辆车或许可以顺利跑上100千米。然而只要状况、运气、驾驶技术稍有差池，车就开始逐步解体了。再跑一段距离，车终会散架，不得不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