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专制：优势与恶果

战国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人专制。法家设计了种种法来管理一般人，但法的来源，却是一个不受其他原理、原则拘束的个人意志，这个人高于法，自身不受法的管辖。

还有，法来自个人意志，没有受人敬重的权威，也不是必然存在的原则，于是法就只规范且只能规范外在的“正行”，不管也无法管内在信仰的“正念”，在这样的帝国里，人少有行为上的自由，却相对的有比较大的思想自由。不符合“正行”要求会被惩罚，然而却很少有思想上的整肃，没有那种追究“异端”的沿革与残暴。

周代彻底灭亡，秦统一列国，这一历史变化再重要不过。秦以后大一统帝国的皇帝高高在上，以近乎绝对的权威统治臣下，成了中国政治体系的常态。这个权力模式深入中国人心中，以至于后来的人经常以这样的帝国模式理所当然想象、曲解帝国成立前的封建制度。才没过多久，到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因为叠上了帝国、皇帝的现实影像，里面对于周代封建的描述就已经有许多模糊、错乱之处了。

也因为帝国体制、皇帝权力深入人心，中国历史上一旦出现了不同的状态，记录都很容易被误会、曲解。比如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势力庞大且悠久，相对地，帝位通常是军人靠武力一时兴起攫取的，因而世家大族的地位在社会上高于皇帝，也常常不太瞧得起没有背景、不学无术的皇帝。和世家大族相比，皇帝不再高高在上，甚至会有世家大族不屑当皇帝的态度出现。尽管这样的历史事实明明保留在魏晋南北朝的史料中，却很少、很难进入后世的历史图像里。尤其是宋代以降，世家大族存在的记忆淡化了，讲起那个时代的政治，人们一般都还是理所当然看中皇帝而忽略世家大族。这样的偏差印象，一直持续到现代。

两千多年来，中国皇朝政治的根本问题也在秦代就固定下来了。皇帝高高在上，制度上的设计使得他和全天下其他人都不一样，都隔绝开来，一个人统治庞大的帝国。再怎么精力旺盛、野心充沛的皇帝，现实里都做不到一人统治，非得有人帮他不可。而皇帝是一切权力的来源，由他来决定权力的分配，那么很自然，与皇帝越亲近，就越有机会分享皇帝的权力。偏偏任何固定、制度化的安排，明确的政治位置和执掌必然带来程序与距离，于是臣民和皇帝的关系就比不上伺候皇帝，和皇帝无距离共同起居的近侍。(www.xing528.com)

专制的皇帝权力，必然伴随两个问题，一是宠臣和近侍为了能分到皇帝更多的信任与权力，会发展出或勾结或斗争的关系。

另外一个必然的问题是帝国疆域扩张所带来的。为了彻底解决列国产生的“共斗不休”，秦始皇以惊人的意志收拢地方权力，全都集中到中央来。但地理上的距离很难主观地以中央专制控制的设计来解决。很明显，离中央所在越远的地方，越容易失控；一旦有了失控状态，也就越难处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与其诉诸任何因果报应或楚人性格，还不如从楚国和秦咸阳的距离上来解释为什么楚地会是秦代最难控制、最难安定的统治隐忧。

一旦中央控制不住怎么办？汉初试过部分恢复封建，将功臣和皇子分封到较远的地方去担负统治任务。后来司马氏成立晋朝时，也同样一度大封诸子，分散地方权力。然而汉代分封最终终结在“七国之乱”，晋代更是引发了司马氏大混战的“八王之乱”，显示出分封和皇帝制度有格格不入之处，地方分权几乎都是以“乱”收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