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成功：现实效果带来的成果

商鞅变法中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奠定秦国农业扩张的动能。人民被绑入农战组织中，不是打仗就是种田，而且要确保种越来越多的田。家中如果有两个男人，法令逼迫一定要分家，留一个种原来的田，另一个去开拓新的土地。新的土地在哪里？靠战争打下来。新的土地打下来了，有现成人力可以耕种，在这里快速形成新的农战合一组织，也就更有把握可以长久据有这块领土。

战国时代的一项社会特色，是游士这一特殊群体。封建制度里没有这样的人，春秋时期这样的人也还没有形成规模。孔子是最早创造出游士的人，带着一群从土地、从既有宗法体系中游离出来的弟子周游列国。到了战国时期，游士更多了，就连主张农业至上的许行都是游士。

依照《孟子》的记载，许行主张如果人人都耕田，都不要去从事那些耕田以外的工作，包括国君也都亲自耕田，天下就会太平。但有意思的是，如此主张的许行，他自己在干吗？他带着一群人，游走各国，游说国君亲自耕种，可他自己就没耕田啊！

这是个明显的反讽，清楚地反映了战国游士现象之普遍。战国时期会有诸子百家的热闹思想潮流，靠的也是这些游士。游士的本质是自由的，是多元的，是分裂的，他们存在的基本依恃就是提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主张或别人没提过的主张，来眩惑国君以取得权力与利益。

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绝对不会是统一的。和别人一样，他们就追求不到特殊的权力与地位了。游士当然倾向于离开现实去寻找道理，现实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他们靠的是比别人丰富的现象联想或道理想象。

商鞅变法所强调的刚好和游士的本质相反。把每个人都变成一样的，取消自由与多元，国家就容易治理，也就能变强大。商鞅的出发点是现实，是找出可以具体执行的办法，在这点上，他比所有的游士厉害，而且他的办法也有效地缩减了游士活动的空间。

农战组织里每个人都得做一样的事，都被绑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而且只能从事和土地生产有关的工作，这样的组织里当然没有游士存在的余地。游士们提供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秩序想象”，然而法家却直接具体进行“秩序建构”，把一套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也就窒息了所有其他的想象了。

其他游士们对于取代封建秩序的种种想象还停留在论辩、试验阶段，法家已经在秦确切建起了一套农战新秩序。新秩序没有那么多理论，商鞅变法整理起来，一小段话就结束了。但这套秩序不再是空想的，而且一旦真正存在了，也很容易看得出效果来。

这就是为什么在诸子百家的思想言论竞争中，法家很快就取得了优势。不是因为法家理论特别吸引人，法家的理论其实是后起的，原本不存在完整、细致的法家理论。法家靠的是现实示范，尤其是秦在商鞅变法之后的实力。法家有秦作为其代表，秦的胜利与失败，也就是法家的胜利与失败。其他各家呢？哪一家有相应具体可供考察的现实依据吗？逐渐的，法家和其他各家之间，不再是平等的竞争关系了，其他各家的思想模式不得不朝法家靠拢，于是原本争放争鸣的局面，也就开始收敛收束，多元退潮，一元一统的风格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