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客观基础,在于人民统一的行为准则。在这方面,法家的态度和儒家、道家大不相同。
我们可以用两个英文单词说明其间的差异。儒家、道家看重的是建立orthodoxy(正统教义),而法家追求的,却是orthopraxy(正统实践)。Ortho-这个前缀意思是“正的”“正确的”“正统的”,orthodoxy指的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信仰。一般译为“东正教”的,原文就是Orthodox Church,标榜他们自己是正统的、正确的教会。那么orthopraxy呢?指的是正确的行为。Orthodoxy是内在的,脑袋里想的、相信的;orthopraxy则是外在的,表现在外如何行事。
儒家、道家讲的都是观念、信念,都是要想办法建立一个人的“正思”“正信”,告诉你应该相信这个,不该同意那个,要影响、改变人的内心。但法家,尤其是基于现实效果的前期法家绝非如此。商鞅式的法家,要管的是人的行为,追求的是统一的“正行”。商鞅不可能不知道贵族会多痛恨他制定的制度,他也没打算费力气去说服他们服膺这套办法,他念兹在兹的,只是如何让他们、让所有人依照规定行事。
连坐法就是保证“正行”的一个手段。所有的人互相监视,保证每个人都只能有同样的行为。这套方法管外在的行为,不管内心的信仰。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诠释,这套方法就是要做到不管你内心相信什么,外在的行为都要一致。
连坐法很可怕,因为每个人都是执法者,而且是最严厉的执法者,执法不够严厉的话,别人犯的罪就会落到你头上,你得跟他一样受罚。虽然那个时代秦国的法律条文比现在要少得多,简单得多,但连坐法塑造的严厉执法机制制造了许多罪犯。随时被监视,稍有犯规就被告发了,而且一个人犯罪,连带许多人受罚,结果弄得几乎全民都是罪犯了。罪犯怎么处理?那个时代可不是关进监牢里,而是发配去当强制劳奴。这也就是为什么秦代会有那么多大型公共工程,长城、驰道、阿房宫、秦始皇陵都是在这些大量而免费的罪犯劳动力供给下建造起来的。(www.xing528.com)
大一统帝国成立的条件之一,就是法家建立了去除人的多样性,将人的行为一致化的强制手段。“正行”之“正”,也就是单一、一致,只有符合单一标准的行为,才是“正行”,才被容许,才不会被处罚。
连坐法有效地在秦建立起庞大的“农战组织”,另一个作用是将人绑住,很难离开原有的土地。《孟子》借由梁惠王的问题,揭示了当时国君的一大困扰——要如何避免国内的人逃到别国去,又如何将别国的人民吸引到我国来?孟子给的答案是行“仁政”,国君对人民够好,人民就不会走,别的地方的人也会来。商鞅的解决方案则仍然是连坐法。
连坐法让人民彼此监视,而且还鼓励告发。彼此监视就很难悄悄逃走,如果要逃却没走成,那下场会很悲惨。还不只如此,法令规定人民要勤于耕织,连不够勤劳都可能被邻居告发,害你被“降爵”,告发的人却能因此晋爵。严重的时候,你就被征去打仗或服徭役了,而你的土地就被告发你的邻居接收了。
人被有效地绑住了,失去了迁徙的自由。秦以取消个体性,取消大部分人大部分自由的方式,构造了一个巨大的组织,人只能在里面做固定的事,作为大机器中的一颗小螺丝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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