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描绘中国统一秩序

战国时的“国际关系”从来都不是以各国并立共存为基础的，和我们今天所认定的国际关系大不相同。所有这些纵横家游说、服务国君时，不言自明的假定都是国与国之间必然彼此积极并吞。他们到秦国，献策让秦国鲸吞蚕食其他各国；他们到齐国，就献策如何借各国之力使得秦国变弱。这里面没有真正和平与秩序存在的空间。

这样的现象，反映了始终未曾退潮的一统天下观念的强大力量。即便封建制度实质瓦解了一两百年，但到了战国末年，在儒家之中竟然还出现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这样的文献。

“三礼”中，《仪礼》《礼记》都包含了许多古老的内容，但编辑成书不会早于战国中期。《周礼》的内容和呈现的方式，就更显示其是百分之百战国后期的产物了。后世将“三礼”当作“礼经”，认为周代留传下来的礼的记录，然而实际上，“三礼”不过是封建秩序瓦解后一种真假参半的回忆想象。

一两百年间，儒家坚持记忆封建秩序曾经创造出的一统天下，战国中期以后，他们更进一步在文字上为封建秩序创造了一个理想的面貌。这些书内在的根本精神与动机，就是后来康有为所说的“托古改制”，将理想投射到古代去，假托这是周代成立时曾经实现过、存在过的状况，期待这样的制度能在当代重建。

《周礼》的表现方式最整齐，反映了战国后期的风格，更是战国时期数学发展之后才可能有的思考。以第一章《天官冢宰》为例，开头简单说明“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表示这个部门的功能，然后就是：“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宫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宫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贾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内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www.xing528.com)

不用再抄下去了，全篇都是这样的列举。这不是文章，而是表格，而且是在非常整齐的倍数概念下弄出来的表格。所有的官属都是一层一层堆栈的，上面人数少，下面人数多，而且上下层人数必然是倍数关系。列在上面的所有人数，竟然通通都是偶数，而且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六这几个数字反复出现，构成了清楚的数学模式。

这当然是想象出来的！与其说在设计规划政治官僚的功能与职责，还不如说是为了追求层层工整架构之美。这样的内容，不但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且其用意也不是要起实作用，而在借由数学、数字关系展示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礼记》里，我们找到对于礼的另外一种理想化表达。《礼记》提供了礼的一个形而上的原理。儒家谈礼的起源，一定要讲“先王制礼”。孔子认定“先王制礼”的基础，是一般的人情、人伦，“先王”的明智之处在于将人之自然感情予以梳理，落实固定为礼，让人容易遵循，保存人好的、善的感情，压抑坏的、恶的反应。孟子进一步主张礼来自人的本性，“先王”不过就是对于自我本性进行了深入、有效的挖掘，让内在的普遍善性得以外化，而有了一套落实在行为上的准则。

《礼记》扩大了礼的自然根源。礼不只来自人性，而且还回应、反映了天地、阴阳、自然的运行规律。“先王”的功绩是将自然的规律转写为人的秩序、人为的秩序。这样的想法显然受到了道家，尤其是阴阳家的强烈影响，要让礼重立于自然之上，借自然的真理地位来抬高礼，突显礼不容置疑、不可推翻的地位。礼变成了抽象自然规律所产生的人伦秩序，不可违背，也不可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