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法和平？为什么国与国之间不能停战，不能产生彼此可以信赖、遵守的停战协议？这样的问题，随着战争时间拖长、战争规模扩大、战争伤害加深，越来越迫切地被追问。追问而得不到有效的答案，进而就使得问题的方向转变了，或说问题的出发点改变了。
正因为有各国，因为这样的列国局势，因为原有的封建制度所制造出来的国与国关系，才无法和平。封建制度光是崩溃了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找出和封建制度完全不一样的新方法来。李斯所说的，是封建最根本的问题——亲族宗法的联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第一代兄弟亲和，兄友弟恭，到了五代十代之后，亲族开枝散叶，只剩下叔伯、兄弟名分，不会有实质感情，现实里彼此和陌生人没有两样，要冲突、要争夺、要翻脸，不会顾忌那一点点遥远的叔伯、兄弟名分。
丞相王绾的上奏，让我们看出来封建制度有多难真正推翻。列土分封是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反射思考。上奏显然有揣摩、讨好皇帝心理的用意，认为皇帝想让自己的儿子拥有封地，将帝国的风光好处分给儿子们。上奏中特别提了最北、最东、最南的地方，以此合理化分封之需要，并不是要全面恢复封建，因而得到了其他大臣的支持，只有李斯说出了更激进、更彻底的新思考。
封建制度死而不僵。因为在战国时期，原来的王官学基础化身为儒家思想，不只继续流传，而且一代一代维持了相当的影响力。儒家始终不变的原则也是辨别儒家的标准，那就是对于礼的坚持，即维护周公建立、奠定的这套人伦规范，从私人扩大到公共，从一家扩大到天下，由礼来通贯。
从春秋到战国，外在的、有形的礼仪不断被破坏、被遗弃了，然而王官学的传统却还一直留着，原有的贵族弟子要成长，必须接受这套王官学教育；经过孔子、儒家的转化，王官学也成了其他非贵族人员向社会上层流动时必需的基本教育内容。
孔子通过独特的人格与智慧，将王官学，尤其是其中的礼进行了抽象化、普遍化的转型。礼是普遍的人伦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也就超越了有限的贵族身份，指向一个以所有人为对象的普遍理想。孔子、儒家将封建制度理想化为一套天下秩序，所有人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要是人就都在层层人伦纽带之中，都受到礼的指引与规范。礼有其普世性，建立在礼之上的主张，因而也必然带着一份强烈的普世信念。(www.xing528.com)
封建制度在孔子手中变成了天下秩序，有了“人”的普遍性与一致性的普世信念。在秦人、楚人、齐人之上，有“人”。影响所及，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除了现实的法家和纵横家之外，几乎都是针对“人”而发言、论理的，而不是要讨论秦人如何如何、楚人如何如何、齐人如何如何。
不管纵横家怎么磨破嘴皮，鼓吹各国国君追求自身利益，战国时期也并未出现真正的“列国体制”。让“列国”永远并存，找出可以永远并存的办法，这个想法在战国时从未有过影响力。对照例如罗马帝国瓦解后的欧洲，我们会看出来，战国时期最特别之处在于，将各国固定、永久分裂开来，以分裂诸国的存在为前提去建构“国际秩序”的主张，几乎从未在战国时期被认真提倡过。
这是秦得以统一六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从春秋到战国竟然会维持几百年战乱不休的局面的真正历史原因。几百年间，天下观念从来未曾丧失其效力。所有的人应该都纳入一个普遍的组织中的信念，从来没有真正动摇过。这提供了一个国壮大了之后，便对外扩张的动力；更重要的，也因而给予每一个国可能被并灭的危机意识。没有人相信大小各异、风土不同的各国可以划界自保、安然自存，建立一种互相尊重、互不侵犯的国际行为准则。
最接近这种列国秩序想象的，是老子说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章）
大家互不干涉，各过各的日子，就连近到鸡犬之声相闻，都好像对方不存在一样。如此，国与国就能和平相处了，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你不要来过问我怎么活，我也不过问你怎么活。然而，就连老子行文中都明说“至治之极”，表示这是最高的理想，最难实现的状况。而且老子也只能动用最极端的想象，假定国与国之间彻底不互动、不来往，才能有这种和平共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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