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第一篇就展现了孟子复杂的雄辩思维。他毫不留情地给梁惠王当头棒喝，抓住梁惠王客套话中的“利”字大做文章。我们不必替孟子担心，害怕梁惠王听了这番话会发怒掀桌，因为虽然孟子明白地说“不必曰利”，但只要梁惠王仔细听进孟子说的，立刻会推论出孟子还没有说出来的主张：其实从国君的角度看，“仁义”才是大利，提倡“仁义”才真正符合国君的利益。“曰利”，把“利”挂在嘴上、放在心上，让国中臣民都嘴上说“利”、心头想“利”，反而是对国君最不利的。
孟子不是个传统主义者，他主张“仁义”，不是因为“仁义”就是对的，或“仁义”是古圣所教诲的、几百年流传下来的，或尧舜先圣都奉行“仁义”，所以今天的国君也应该奉行“仁义”。他其实是顺着梁惠王对“利”的重视，否定梁惠王原本认为的“利”，教他若真要有利于自己，“仁义”才是正确的答案。
孟子没有直接用“利者非利”一类“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但他的推论，实质上仍属于吊诡悖论。他的雄辩以指出对方的想法“似是而非”来展开——你以为追求“利”就必然有利，不，这个想法错了，追求“利”反而会带来“危”，带来祸害；追求“仁义”才能真正带来“利”。
贯彻《孟子》雄辩的主轴，就在于将当时一般人，尤其是国君视为落伍、无用的人伦和仁义等周文化传统价值，表现为最适合、最能应对当时环境的观念。这点上，孟子和孔子很不一样。孔子梦想的，是取消春秋时代变动、破坏的力量，回归西周原始状态，那么旧有的伦理条目、人格常规就都能恢复发挥其作用了。孟子却主张，我们不可能退回周初情境，不必回拨时钟，仁义为首的这些伦理条目、人格常规在战国的现实中都还有用武之地，甚至都还是最好用、最有用的。
《孟子·梁惠王下》再度示范、展现了这种悖论雄辩的风格。“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又见到了梁惠王，但这次不在宫中，而是在园林水池边。梁惠王环顾欣赏园中养的禽鸟和走兽，对孟子说：“贤者也喜欢这样的享受吗？”
“贤者”既是对孟子的敬称，也是梁惠王带点不好意思的疑惑对象。梁惠王喜欢园林、动物，但又意识到这种享受似乎不符合传统贤君的形象，所以问孟子怎么看。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又是逆反了梁惠王的预期，孟子的回答是：“只有贤者才能享受这种乐趣，不是贤者的，就算有了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也无法真正拥有如此享受。”孟子显然立刻明了梁惠王对于在他面前表现出喜爱园林、动物感到尴尬，甚至罪咎。一位贤者，尤其是一位担任国君的贤者，依照传统的道理，不应该追求这种乐趣，应该将心力放在照顾人民、管理国政上，公众福祉重于私人娱乐。梁惠王此问，就是有了会被孟子批评教训的准备，预期孟子会说“不贤者而后乐此”，批评说只有那些不像样的国君才会将时间精力耗费在游园赏鸟上。(www.xing528.com)
但孟子倾向于不批评、不教训。雄辩的一种手法，就是故意违背听者的预期，因而激发听者的好奇，乃至使听者震惊，进而对说者所言留下深刻印象。梁惠王不会想到简单的问候语会惹来最严厉的威胁，听到孟子“弑君者”那一段话，一时半刻绝对忘不掉。同样，梁惠王怎么想都想不到，孟子非但不批评他的个人园林享受，反而用赞成、称许的口气说：“贤者而后乐此。”
孟子接着解释：“《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天啊，孟子竟然还正经八百引用了《诗经·大雅·灵台》的句子，这是咏周文王的诗篇。我们可以想见梁惠王听到时更惊讶的反应：“我以为我在做一件贤者不该做的事，这位老先生却不只嘉奖我享乐，还把我和周代开国的大贤君文王相提并论？！”
诗的内容描述了文王如何兴建“灵台”。先度量规划，然后准备材料，因为民众都来一起参与建造，所以灵台一下子（“不日”）就盖好了。原来规划准备时，将进度定得很松，打算慢慢来（“不亟”），但没想到民众却像是帮自己的父母做事一样卖力，很快就完成了修筑工作。在灵台周围的园子里，母鹿安详地伏卧着（“攸伏”），细看那鹿长得很好，毛色光润（“濯濯”），旁边还围着羽毛洁净漂亮（“鹤鹤”）的白鸟。文王在灵台边的水池畔观赏水中鱼儿拥挤跳跃。
然后孟子点出引用这段诗的原因：“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说的是：“文王运用众人的力量来兴建台阁庭园，而人民是高高兴兴来做的，甚至将这座楼台称为‘灵台’，将这塘池水称为‘灵沼’。人民通过为楼台、水池取这样的名字来显示他们的心意。像文王这样的贤君可以做到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园林之乐。”
最后，孟子再用反例来强调：“《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译成白话文就是：“反过来看，《尚书·汤誓》中，人民对着夏桀愤怒呼喊：‘这个太阳啊（指高高在上的王），你什么时候灭亡呢？我愿意和你同归于尽！’想想看，人民不惜和他同归于尽，这种君王就算有园林、鸟兽，有办法自己享乐吗？”
关键不在园林、鸟兽，而在国君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国君如何对待人民。绕了一圈，孟子其实还是回到了这个主题上，但对于国君的享受，孟子把它从梁惠王要问的“该不该”，在逻辑上转换为“能不能”。不该问“贤者”（好的国君）该不该如此享受，而该弄明白，如果不是“贤者”，不能好好治民，获得人民的拥戴，那么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如此享受。人民拥戴国君，国君就能过得自在快乐；人民和国君对立，国君坐立难安，哪有享受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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