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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辩论场景总结-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3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千载之后,我们都还能通过这些记录,想象并还原孟子当年的论辩场景。我们当然不能天真地将《孟子》里所记录的一切都当作事实看待。《孟子》的写法就是期望我们感觉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一场论辩,真正的君王、真正的问题、真正的往来论难,用这种方式传达出再强烈不过的现实感。孟子采取如此具现实感的书写策略是有道理的。

孟子辩论场景总结-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3

从某个角度看,《孟子》比较接近《论语》,而远离《荀子》,因为这本书不只记录了孟子说什么,还将孟子在什么状况下、对谁说这些话等背景信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千载之后,我们都还能通过这些记录,想象并还原孟子当年的论辩场景。

庄子也是个了不起的雄辩家,然而,《庄子》书中呈现的,是一种纸上的、想象的雄辩。书中没有交代现实的辩论场景,少数例如庄子和惠施的对话,读起来总比较像寓言,而非现场记录。《庄子》比较像一个有剧本、有场控的舞台,那些质疑、挑战庄子的人是剧本里安排好的角色,大家按照各自脚本说话,制造出应有的舞台效果。

我们当然不能天真地将《孟子》里所记录的一切都当作事实看待。《孟子》的写法就是期望我们感觉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一场论辩,真正的君王、真正的问题、真正的往来论难,用这种方式传达出再强烈不过的现实感。书中浮现的是一位不怕面对现实问题,不谈抽象理想理念的人,他活在与别人的热闹互动中,而不是在自己内在的思考与想象中。

孟子采取如此具现实感的书写策略是有道理的。正因为王官学在孟子的时代是古旧的,儒家信念很容易被视为只适用于逝去的年代,缺乏现实意义,所以要让人愿意倾听儒家信念,就先得有办法把现实摆进来。

《孟子》第一篇是《梁惠王上》,开篇第一件事就是搬出了一位真实的国君——梁惠王,让读者看来像是现场记录的对话。“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孟子是个游士,没有固定的官职与身份,不断从这国跑到那国,为国君提供国政上的分析与建议。因此梁惠王的寒暄理所当然就是:“哎呀,老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想必会给我们带来很有用的协助吧?”

孟子这类人是国君的流动幕僚,到任何一个地方,最主要的目标一定是说服国君接受自己的主张,进一步任用他们协助处理国政,所以梁惠王的问候很普通、很正常,“利吾国”是国君判断要不要接受游士意见天经地义的标准。

孟子到梁国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因此能直接见到梁惠王。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28年,那年孟子44岁,梁惠王开口称“叟”,显然不完全针对孟子的实际年龄,也有对孟子的尊敬之意。(www.xing528.com)

梁惠王绝对没料到,初次见面如此平常的客套话竟然就引来孟子的否定,外加一大段训诫。“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的回应是:“王干吗要提利呢?难道你不知道比利益更重要的是仁和义吗?”

梁惠王显然来不及弄清楚状况,孟子已经滔滔不绝地铺陈其道理了:“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译成白话就是:“国君问:‘如何对我的国有利?’大夫就问:‘如何对我的家有利?’没有封地的士和庶民就问:‘如何对我自己有利?’上上下下都求利,互相争夺利益,这个国可就危险了。”

国君考虑国的利益,拥有封地的大夫就会相应考虑自己封地的利益,同样,士和庶民就会考虑自身的利益。从上到下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然而上下的利益彼此交错,这方的利益增加了,很可能就损伤了那方的利益,因而考虑利益必然产生利益冲突与争夺,这是“危”的来源。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话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经文记录的两百多年间,就发生了三十六次弑君事件,正式被灭亡并吞的国多达五十二个,平均六年多就有一个国君被杀,平均四年多就有一个国灭亡。这种状况进入战国之后,只会更加严重、激烈,所以孟子直接在梁惠王面前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译成白话就是:“具备万乘实力的大国中,弑君的一定是具备千乘实力的大夫;具备千乘实力的中等国家中,弑君的一定是具备百乘实力的大夫。这些大夫,他们的实力都已经达到国君的十分之一——万中有千,千中有百——了,难道还算少吗?”意思是自己已经拥有那么多了,为什么还要弑君呢?

因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的解释是:“如果大家都只想怎样是有利的,不考虑不在乎怎样是对的、正当的(义),那就会产生这种不论自己已经拥有多少,都一定要争夺更多,不去争不去抢就无法满足的现象。”

孟子前面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到这里他传递的信息更直接、更迫切了,实际上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君危矣”!如果国君不希望遭遇这种弑君争利的危险,那就应该听下面的建议:“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译成白话就是:“应该赶紧停止强调利、追求利,转而提倡仁义,仁义才对国君最有好处。相信仁、施行仁的人,绝对不会忽略、遗弃他的亲人;相信义、遵守义的人,也绝对不会蔑视、伤害他的君王。”这里孟子给了“仁”与“义”最简单的行为定义。“仁”就是遵从伦理,看重亲人;“义”就是有一种坚持正当行为,不做不该做的事的信念,规矩上国君在前,那么实践上就不会将国君放到个人考虑之后。然后孟子将前面说过的话当作总结又说了一次:“王,你应该说仁义才对,不要再说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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