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3：从列国到帝国-疯狂的楚狂人

在春秋、战国的文献中，提到宋，最常出现的形象是愚人：守株待兔的是宋人，刻舟求剑是宋人，发明了冬天手可以不冻裂的药却赚不到钱的也是宋人。提到楚呢？最常出现的形象是狂人。

《论语》中孔子就遇到了好几个南方的狂人。对孔子，狂人们一贯抱持着不以为然或嘲讽，甚至不屑的态度。他们和孔子之间最主要的差异是什么？

孔子坚持封建宗法规矩，认为人应该在这套关系网络里认清楚自己的位置，按照特定位置所要求的规范立身行事。孔子特别增添、强调的，是人不只要遵从规范，更要掌握规范背后的精神与原则，发自内心信奉这样的精神与原则。对孔子来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实现、落实礼的精神与原则，将自己活成一个理想的生命。精神、原则高于现实，要以精神、原则来克服、改造现实。

“楚狂人”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首先，他们不接受封建秩序的前提，他们不认为人的封建身份是固定的，具备这个身份就注定要有怎样的行为。过去封建用这种方式规定了人的身份，楚狂人更不赞同应该配合这曾经的身份去恢复已经改变了、倾颓了的封建秩序。子路遇见的荷蓧老人就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从一个农夫进行生产养活自己的立场看，孔子是不及格的。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大夫之后”的身份？明明原本支持这个身份的那套社会秩序早就瓦解了啊！封建秩序中的贵族，理所当然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凭借其身份接受农人供给，但时代改变了，那就别再活在对于过去的想象中，认清现实，顺应改变吧！

其次，楚狂人之所以被称作“狂人”，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些楚人（包括屈原）以孔子的标准来看，都是疯疯癫癫的。他们拒绝封建秩序，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也不是纯然现实的。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真实和幻想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孔子在这一点上却看得清清楚楚，即使是他如此看重的祭礼（礼之中最郑重的仪式），他的态度都是“祭神如神在”，不会轻易认定“有神在”，而是强调“如神在”，人为了树立现实生活的秩序而假定有神在。

这也是儒家是一套信仰，却绝非一个宗教的根本原因。要当宗教的教主，那么让人相信“神在”，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可以介入人世的活动，改变人世的因果，是最有效的方式。但孔子不是这样，他是最早的现实心理学派，以心理的立场，而不是信仰的立场来看待“祭神”这件事。祭礼重要的不是碰触神、贿赂神或感动神，让神动用超越力量使得现实对我有利，对孔子来说，重要的是在祭礼中产生的敬意，对于祖先或我们无法掌握的某种力量，我们应保持敬畏之心。敬畏之心使人谦卑，同时敬畏之心也使人远离利己主义，变得更高贵。到了宋明理学中，就衍生出了“主敬”的信条，广泛探讨“敬”在人生与社会上的意义。(www.xing528.com)

孔子看重人看得见、听得见的现实，相对轻视看不见、听不到的想象事物。这样的态度又和楚文化有着冲突。对楚人来说，东皇太一、湘君、大司命、少司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赖以解释自己生命情境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楚人和神明就活在这里面。从单一现实世界的角度看，这样的楚人当然就近乎疯狂了。

最后一个差异在于楚文化里强烈的个人浪漫好恶，和孔子所强调的自我节制修养。到了宋明理学，自我节制修养就变成了“静”。除了“主敬”之外，也要“主静”，反对“动”，突显节制、安定的重要。孔子没有要人变成一块木头，也没有像宋明理学那样要人冥想观察“气”发动之前的纯静状态，但他的确认定礼的作用就在于约束、驯服人的激烈情感反应。极端的喜怒哀乐都不是好事，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伤害，必须借礼的修养来压制、管控。

礼追求合宜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将自己内在强烈的爱恨好恶进行一定程度的收敛与修饰。但在南方，尤其在楚文化中，他们有比较强烈的情感反应，个性表达的空间更大些。他们没有在礼中浸润得那么深，他们也不认为个体应该屈从于集体。因而孔子也会在南方遇到说他“凤兮凤兮”的人，意思是嘲笑并惋惜他竟然放弃了自己的个性，在污浊的现实中打滚，不值得啊！孔子其实也是个性强烈的人，被这样批评时也难免心动，生出想要远离俗世发挥个性的念头，但毕竟他放不下身上的礼，放不下恢复封建秩序的使命感。

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它一直在改变，因而我们才需要理解中国历史。中国的内在差异也一直都存在，绝非同质。南方文化的异质特色及自我认同，其实一直都在，在春秋战国封建秩序分崩离析的时代，这样的异质性才突显出来，也相应地在创造全新的“后封建”文化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秦末大乱，两个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项羽和刘邦——都来自受楚文化影响的南方，他们就是楚文化不容忽视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