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特殊的楚文化，就不会有屈原的成就。《楚辞》与其说是屈原的创作，不如说是包括屈原在内的楚文化代表性精华。楚文化不像周文化那么清醒，而是有着高度的巫祝性质，生活里充满了各种对于感官的强烈刺激，最强烈的会将人带进一种恍惚的状态，似乎暂时离开了这个现实环境，陷入狂喜狂歌或激动高叫的trance（迷幻舞曲）里。
《楚辞》的来历很复杂，绝对不可能是屈原一个人创作的。《离骚》中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明显是将《九歌》视为远古传来下来的乐曲。《楚辞·九歌》一共有十一篇，除了最后的《国殇》和《礼魂》之外，其他九篇都是以神（鬼）来命名的，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逐一讲述神（鬼）的来历、故事，或形貌。这是不折不扣的神话，想象并呈现人间以外的另类存在形态。
南方和北方的巨大差异之一，在于看待万物神的态度。抬头看天上的云，觉得有云神存在，云雾扰动仿佛是神祇造成的；临大江（如湘江）便感觉到江中应该有统管一切的江神，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反应。然而在周文化的笼罩影响下，这种反应长久停留在一种模糊感受的状态中，缺乏热情的投入与追索。人主要还是关心自身的现实问题，视物为物，和万物背后的精灵保持一定距离。
南方不一样，不管是来自宋的《庄子》，还来自楚的《楚辞》，都以更热情、更有兴趣的态度对待万物神的想象。楚人想象的云中君是“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形象具体、鲜活。楚人想象中的江神，不只有湘君，还有湘夫人。湘君是“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夫人则是“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而且不管是湘君或湘夫人，都在诗中逗引出人高度的爱恋期望，它们绝对不是抽象、空洞的名称而已。
《庄子·秋水》的开头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本篇的主角是河伯，也就是黄河之神，当秋天来时，黄河河水大涨，河面宽广气派，河伯为之扬扬得意。一路往东，到了海边，河伯一看北海，目之所及只有无尽的海面，完全看不到对岸，于是感慨自己还是视野太窄了，竟然以为自己就是最了不起的。接下来文中展开一段河伯和北海的精彩对话。
《楚辞》和《庄子》的视野中，随处都有人世以外的领域、范畴存在，而且创作者们意识到有人、有方法可以来回进出人世与那些超人世的领域。那时巫的功能之一，就是传递、交换不同领域的信息，巫的特异能力，也就来自穿越这些不同领域接收到的信息。有巫的社会里，人们自然会对现实以外的存在形态多了许多想象，这些想象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专注于现实人事的周文化里，历史再重要不过，因为当人有所困惑时，包括困惑为何我会遭遇灾厄、为何挫折缠身时，人只能够从过往的人事经验里去寻找答案。但在楚文化中，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供追索答案，他们可以并且也需要上天入地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神鬼在施为。(www.xing528.com)
因而，《离骚》《哀郢》《涉江》《怀沙》这四篇楚辞，我们不能只看作表达怀才不遇，未被国君信用的作品。干吗反复抱怨国君呢？为什么不能看开一点，明白人世，尤其是政治上的现实就是如此呢？不，关键在于屈原并没有将这件事单纯看作现实困顿，他反复在文中表达的，是真正的疑惑。他的“为什么”不是rhetoric question（反问句），不是用来发泄愤怒或感慨的手法，而是真正的不解，所以要用不同的篇章来持续追问。他的问题那么大，因为他的世界不像周文化习惯的那样是单一现实导向的，他活在多重立体，神话与异界交织的环境中，所以他想得更多、更复杂。这是屈原和《楚辞》的特殊意义。
以关照人事现实为主的周文化，对于现实如何产生，为什么是这样的现实，现实以外有什么很少去追问。现实是周文化的前提，为周文化提供了沉稳的基础，但在《楚辞》里，我们明显能看出楚文化并没有理所当然接受这样的前提。《楚辞》中有一篇惊人的奇文《天问》，全篇由一百七十多个（一说一百五十多个）问题构成——通通是问题，从头问到尾，全篇没有答案。
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有问开天辟地的，有问天文和自然现象的，有问天地间的奇异事物的，也有问神话、传说和历史的。这些问题洋洋洒洒排列下来，戏剧性地展现了浓烈的好奇心与无法轻易平息的探究冲动。
传统上学界将《天问》视为屈原的作品，主张这是屈原被放逐之后，因为心中愤愤不平，所以借着这许多问题来发泄。朱熹在《楚辞集注》里对《天问》进行阐释，基本上不单独探究每一个问题，而是把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看作同一个问题的反复堆砌，那个问题才是屈原真正要问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没有道理的事啊？”
这样的说法，很难真正对应《天问》诡奇、富丽的内容，而且把这么庞大的一套自然、神话、人文问题数据库只当作屈原的发泄、感慨，也太浪费了。《天问》是楚人从他们的多重立体世界观出发看到的众多需要解释或不可解释的现象。在《天问》中，我们得以充分察知楚文化和周文化的差异，许多被周文化当作答案、当作固定知识的现象或事物，对不那么观照现实，不断想象超越、穿越异领域经验的楚人来说都是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对周人、周文化而言，文字是用来展示、传递答案的，答案是重点；然而在楚人的文化态度中，问题和答案一样重要，甚至比答案更重要，将问题、疑惑罗列下来，和排比一连串不容怀疑的答案，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天问》是真正的“大哉问”。周文化中的提问需要做到有问必有答，然而楚文化作品《天问》中的提问，不必得到解答。问题本身成了接近外在世界的方式，世界充满了神秘的、不可解的现象与事物，这才更接近楚人所感知、所领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一块区域是有答案的，然而在此之外，更广大的区域由问题组成。后者不只比前者广且大，而且或许比前者更重要、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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