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诗经》和《楚辞》，光是看表面的文字运用形式，就很容易感受到其间的差别。字句的长短、排列，以及用韵的方法，《楚辞》都明显比《诗经》来得活泼且复杂多变。
《楚辞》的形式与风格，来自南方的语言。西汉刘向编的《说苑》里有这样一段故事，说有一个人在河中泛舟，帮他划桨的人唱起歌来，唱了半天这个人都听不懂，只好请别人帮他解释翻译。划桨的人唱的是《越人歌》，用的是南方越人的方言，难怪他听不懂。
这《越人歌》唱的是：“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乍一看，句法句型跟《楚辞》很像。
不管在每句的字数还是用韵上，《楚辞》比《诗经》自由，不仅有了衬字，还有了变化更大的长短句。大量穿插的“兮”让句子从四字加长为五字，或从五字加长到六字，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由《诗经》的四言向更长的五言、七言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样的写法，就开创了《诗经》没有的新形式。
更大的差别还在于用文字描述的现象与传递的感情。《诗经》中记录的，或许是男女相思，或许是兄弟情感，或许是宾客雅集，或许是庙堂之上追溯祖先来历，三百首的内容，基本上不脱人事。《诗经》作品主要构成包含了对于自然现象的描述，但自然在此是“兴”或“比”的作用，也就是用来联结、比拟、隐喻人世的种种波涛起伏。
《楚辞》的内容大异其趣。楚人和我们在卜辞与青铜器上看到的商文化一样，对于人事以外的神鬼超越现象十分好奇也相当亲近。《楚辞》清楚地显示，人所活着、所经验的这个世界，不是唯一的世界，在此之外，有和现实人世不一样的存在，在我们看不到或我们只能依稀揣测的时空里，有其他不一样的世界。世界是多数而非单一的，现实的人世只是多数中的一个。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也说：“祭神如神在。”基本态度是人世以外，就算不否认其存在，也不多费力去追究。单是要将人世弄明白已经太辛苦了，没有道理再去想象神鬼的领域。和神、和祖先有关系，也是人间礼仪与秩序所需，不是真正要和神、和祖先有什么瓜葛。(www.xing528.com)
我们的生命来自先祖，一代代传承；人世的主要秩序依据来自先祖所构成的亲族系统，因为这样，我们有了和死去的先祖的关系，不能因为他们死去了就中断。“慎终追远”，要用仪式与文字保留祖先的记忆，也就是保留我们的生命来源，怀念祖先，保留记忆的分量，这是孔子的态度，也是周人、周文化的普遍态度。
屈原的《离骚》表达了挫折与悲愤，那当然和他在楚国的政治遭遇有关，然而《离骚》真正重要、真正特别的，不在于表达了这种政治经历，以及连带产生的痛苦悲郁，而在于这种经验与情感，是用什么形式展现的。《离骚》的“离”就是“罹”，是“遭遇”的意思；“骚”呢，则是“忧愁”的意思。于是题目的意思就明白了，这是因为忧愁而写下的作品。
更具特色的是屈原用了大量的比喻与象征，以极其缓慢的节奏，逐段铺陈延展来描述其忧愁，而且找了许多大自然的对象，来陪衬或代表其忧愁。上天入地，先是从历史来追索忧愁的来源，然后扩充到神话的领域，进而混淆了历史与神话。屈原所使用的语言也绵延跌宕、长短错落，回荡吟咏，给人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
《离骚》的篇幅、架构、节奏，都和《诗经》大不相同，也都是《诗经》所无法容纳的。《诗经》中也有表现悲郁痛苦的篇章，然而篇幅都短，而且说得很直接，不会产生《离骚》那样的迂曲回绕的效果。
楚文化中有着大量的祭典仪式，祭品、摆设以及神、巫的服饰，都和“香草”，也就是美丽且有香味的植物关系密切，于是“香草”也就沾染了祭典的神圣性。当屈原要突显自身的德行，标举出自己的忧愁主要源自自己比一般世人来得清醒清高时，很自然地便用了大量的“香草”作为比拟，那是从他熟悉的祭典中脱化而来的。我们可以这样说：《离骚》是楚国特殊文化与屈原特殊人格的结晶。屈原的成就，不只在于表达了自己丰富的感情，也在于他能够从楚文化特色中汲取资源，使之成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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