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中，曾经特别讨论边陲区域的历史作用。依照王夫之的看法，中国历史之所以呈现一治一乱的循环，一部分原因是中原与边陲的相互作用。长治久安会使得繁荣的中原地带失去活力，变得停滞、衰败，于是四周边陲力量就相对变强，入侵中原，带来新的活力，终止了衰世，带来新的向上刺激。受到边陲刺激的中原再度兴起，到了一定程度进入了强盛期，又开始了停滞、衰败的阶段，一路走下坡到再也压制不住边陲的力量，再由边陲吹进新风。
战国时期撑到最后的秦、齐、楚三国，恰好分居中原的外围三边，而且其中两国——秦和楚——一直到战国开端时，都还带有高度的蛮荒性质，被中原诸国投以异样的眼光。都地处边陲，介于中原与化外异境交界之处，秦和楚却有不太一样的发展路线。
秦的做法是尽量模仿中原，努力争取中原各国的承认，而楚就比较强调自身与中原诸国间的差异。
《史记·楚世家》中提到了熊渠，他是楚早期重要领导者，他的重要作为包括拒绝采用谥号制度，而且他的理由很直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而楚出兵攻打隋国时，隋国喊冤，说：“我无罪！”意思是我又没得罪你，你干吗出兵打我？楚的回应呢？“我蛮夷也。”
回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中看，隋显然诉诸封建的规矩，出兵征伐是要有特殊理由的。但楚摆明了不理这一套，他说：“我不在你们这套封建规矩中，我有我自己的道理，依照我的道理，想打你就打你，不用理会你们那些封建规矩。”(www.xing528.com)
这很蛮横啊！中原诸国用一种歧视的眼光看待楚，到了熊渠，他干脆就把这样的情况当作自己的发展优势，你们把我们当蛮夷，那好，我们索性就蛮到底，不承认不遵守你们的规矩。楚取得了不受拘束的行动自由。
前面提过，春秋五霸原来不叫“霸”，而是“伯”，意思是年长有权威、可以协调纠纷的人。这五个人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光看名字就知道，五人中有一个人跟别人都不一样，人家的称号都是“公”，也就是周代五爵制中的最高头衔，只有楚庄王称王。王不在爵制中，本来是天子的谥号才称王，楚国僭用了周天子的名号。
这又是“我蛮夷也”的做法。其他人虽然权力很大，有“霸”者之实，足以做当时天下的共主，然而在名义上都还是守着封建礼法，只承认自己是所有诸侯中较大、较有分量的一个，名分上仍然和所有诸侯平起平坐。但楚直接就摆脱这个系统的约束，给自己不属于诸侯位阶的名号。
楚一直抱持着这种异类心态。楚的异类心态可能是从商朝的商人那里继承而来。周代建立之初经过两度东征，都没能消灭商人原有的势力。周人采取的办法，是让一大批商遗民搬离原来的地盘，命他们往南去建立宋，再将宋纳入封建体系中，成为一个诸侯封国。宋保留了许多商文化、习俗与思想，和周文化很不一样。周文化专注于现实人世，重视宗法亲族关系，而商人有浓厚的鬼神信仰，还有对于超现实世界的恣意想象。宋的地理位置接近楚，其文化性质也比较接近南方，而和周文化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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