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墨子》的行文风格。一个角度是，这或许反映了墨子的出身，及其言谈的对象。墨子不是传统王官学中受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完整训练的人，对于典籍没有那么充分的掌握，因而他少用引经据典，他的文字也没有那么复杂。他宣讲的对象，可能也不是像孔子心目中理所当然同样受过王官学教育的国君与卿士大夫，而有不少往上流动的新兴阶层，和墨子有类似背景的人。面对这些人，墨子的重点是将几个重要的理念，尽量有效地传递给他们。
第二个角度是，《墨子》所要记录的，不只是墨子的理念，还要捕捉他说话论理的风格。紧紧把握一个核心理念，铺陈其因果，不随便离题，这是墨子采用的一种论理策略。绕着核心理念，不断反复举例，并且从正反方向来回诉说，这是墨子采取的另一种论理策略。这除了是墨子说话论理的特色之外，很可能也是他刻意选择的雄辩方法。
《墨子》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一般统称为《墨辩》。从时代看，《墨辩》成文应该较迟，晚于墨子的时代；从内容看，《墨辩》是一套逻辑学、论理学，探讨该如何推理、辩论才最有效。从《墨辩》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墨子本身应该就对论辩有着自觉的兴趣，所以才在后来的墨家中，衍生出这样一套说法来。
《墨辩》六篇，是方法论，重点不在主张什么，而在于整理、教导如何呈现主张。这六篇虽然收在《墨子》中，但和墨子、墨家的思想，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反而和后来发展出的名家有更清楚、更明确的渊源。《小取》中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意思，我们可以在《公孙龙子》中一再看到。《经上》中讨论的“同——重、体、合、类”和“异——二、不体、不和、不类”，也近似名家的种种诡辩逻辑。
墨子、墨家开始了对于“辩”的追求，试着归纳、整理“辩”的逻辑原则，这套方法论后来独立出来，成了名家。再后来，“明同异、察名实”的方法又被法家沿袭，用来梳理法的规范，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曲折变化的一条重要脉络。
“辩”和“论”是有微妙差别的。我们可以通过比对《论语》和《墨子》的风格来理解。《论语》是孔子针对各种事件、各种问题所给予的答案，直接给出是非善恶对错好坏的道理评断，这是“论”。“论”的核心是评断，孔子给了他的评断结论，但没有给推论过程或背景，因而读《论语》，我们一方面要尽量设法重建过程与背景，另一方面要动用自己的生命经验与观察，来和孔子的评断互相比对、互相冲击。然而，“论”有其坏处，那就是这些评断结论很容易被挪用在与原本过程、背景大不相同的方向上，改造甚至扭曲孔子的原意。(www.xing528.com)
战国时代的一大特征，是“辩”取代了“论”，成为人说话、表达的主流。“辩”来自多元、冲突的意见、立场，人与人对话时的共识基础越来越薄弱，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说话、表达时，我再也无法简单地假设，我们之间对于某些事、某些价值有着必然的共同看法，所以可以省略不说，只讲出我所得到的智慧结论就好了。
意见的相左，人与人的争执，再加上国与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策略，纵横家随之兴起，于是主张能否说服人，就牵涉了巨大的利益，也牵涉了国家的强弱存亡。现实的情势，造成“辩”的流行，更带动了对于“辩”的种种讲究。“辩”是一套说服的方法，要告诉人家你如此主张，为什么如此主张，为什么对方应该同意、接受你的主张，到后来，还要预先准备回答对方可能会有的质疑，动摇、推翻相反的主张。
旧的王官学传统中，没有“辩”。《尚书·盘庚》记录了盘庚对族人说明应该迁徙的种种理由，不过盘庚的说法毕竟还是建立在强烈的威胁基础上的。《诗》《易》《礼》等其他文献中，都是用明确口气诉说、规范的，那是一种“真理言说”的模式。
《墨子·兼爱上》全篇内容，如果换作孔子，用《论语》中的形式来说，这样一句就说完了：“子曰：‘天下之乱，皆起不相爱；使天下兼相爱，治矣。’”但墨子不这样说话，或者说他没有采取这种真理姿态说话，他用的是“辩”，而非“论”的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墨子是之后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雄辩时代”的先驱者，最早开始试验用铺陈因果、反复罗列例证的方式来说服别人，也就是《墨子·大取》中说的：“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前一句说明论辩的模式——要站在因果的基础上，把道理衍生出去，并且提供例证。后一句更强调例证的重要，如果不能多方举证，就无法让自己的论理走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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