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明显对于封建体制抱持着批判、敌意的态度。他和孔子面对同样的时代困局，两个人提出的回应之道却截然不同。孔子崇尚西周，致力于挖掘周文化的底蕴精神，期待借由恢复这份人文精神，来解救时局。墨子却从来不属于封建贵族阶层，对孔子念兹在兹的西周文化并无切身浸淫，更无感情，因而从外在于这套封建秩序的角度，察觉到封建秩序内在的缺点才是动乱的根源。对墨子来说，只有更激进地扬弃封建秩序，才能平息动乱。
封建秩序建立在“亲亲”的架构上，依照亲属关系远近来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相待之义，墨子就提出了与此彻底相反的“兼爱”，每个人爱人如己，爱邻人如同爱家人。封建秩序借由丧葬礼仪来确认、强化代与代之间的上下传承关系，墨子就主张“节葬”，打破对于丧葬的重视。封建秩序利用音乐宴饮来强化彼此关系互动，墨子就要求“非乐”，视音乐为奢侈浪费。
出于这种反封建、反周文化的立场，墨子心目中的历史榜样，当然不会是孔子最崇敬的周公，或文王武王，而是夏禹。一方面，夏的时代早于周，距离想象中的古代盛世更近；另一方面，夏禹最重要的功绩是治水，是劳动，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刻苦精神。
《庄子·杂篇·天下》如此描述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不教后世奢侈，不浪费万物，不受既有礼仪法度眩惑，以严格的规范不断自我矫正，来解救世间的急难。古代有强调这方面的主张，墨翟、禽滑厘听到了就心悦诚服。
然后写道：“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墨子将他的理想推源到禹，盛赞：“从前禹为了治洪水，掘开了长江黄河，让水路将四境边远地带和中原九州彼此贯通。主要河川三百条，次要支流三千条，更小的不计其数。禹亲自操持着畚箕锄头，反复汇合疏通天下河流，劳苦到大腿无肉，小腿无毛，淋着大雨，顶着大风，开辟出众多可以居住的土地。禹是个大圣人，都还为了天下人而如此辛苦。”(www.xing528.com)
因而后来的墨者大都用最原始、最粗的原料做衣服，配上木屐草鞋，日夜不停地工作，以受苦为最高价值。他们说：“如果不劳动受苦，就不算遵行禹的原则，不配称为墨者。”
墨子援引夏禹来压制周文化，这是春秋开始的“崇古”潮流的另一个明显例证。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在司马迁之前担任汉代的太史）的《论六家要旨》中则如此描述墨家：“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说他们也崇尚尧、舜之道，只是他们对尧、舜美德的描述，都专注在节俭方面：“房屋只盖三尺高，地基也只有三阶，屋顶以茅覆盖，不加修剪，梁柱也直接采用木头，不加削刮。盛饭的簋和盛羹的刑，都是用陶土简单烧成的。吃的是粗米，喝的是野菜羹。夏天穿麻布衣，冬天披鹿皮。人死了，只用三寸厚的木棺，也没有繁复哀戚的丧礼。将这种简朴的丧礼当作万民的模范。”
照司马谈的说法，那么墨者除了夏禹之外，还引用尧舜作为他们的权威。但他们看重尧舜的，不是圣君贤王的成就，而是因为尧舜比夏禹还更古远，理论上生活更加古朴，没有任何周人所重视的礼仪与装饰，符合墨家节俭的主张。
我们在这里隐约看到了春秋时期的一种历史诠释权的争夺。儒家也推崇尧舜，为了和儒家抗衡，墨家不是去否定尧舜，而是用自己的价值立场，重建了一套适合他们使用的尧舜形象。这种以不同历史诠释来进行自我理念的宣扬竞争，到了战国更加普遍，为了现实需要，大家纷纷往上往前诠释各种历史说法，造成了中国古史上复杂的纷乱现象。
成于战国后期的《庄子·杂篇·天下》和成于汉初的《论六家要旨》，都还保留、突显了墨家主张和周代封建文化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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