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加,就需要更多的生活空间,这带来居住空间的扩张。前面提过,“城”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史上极重要,也极特殊。从新石器时代起,中国土地上就出现了大量的“城”,但这些“城”却不是“城市”,因为并不是以“市”——人聚居做买卖——为其主要功能的。
有的“城”用夯土墙围出来,有的“城”发挥军事功能,但早期“城”具备的最普遍的意义是政治上的。封建制度中,每一个封君都占有一个“城”,“有城斯有国”,不管大小,国就是一座“城”。
从春秋到战国,“城”也必然要有大幅的变化。“城”有固定的城墙围着,里面住着“国人”,外面住“野人”,“城”内的空间面积是有限的。人口增加,大家都想住进“城”内,得到“城”所提供的安全保护,然而受到既有城墙的限制,“城”内无法弹性容纳快速增加的人口。
也就是说,“城”内空间的供给远远赶不上需求,产生的后果就是想要住进“城”里,想要稳定地待在“城”里,人必须付出相对较高的代价。战国时期的大城里,逐渐发展出三征制,即三种收费的项目。一种是“关”,进来就要收费;一种是“市”,如果在城里买卖交易就要缴费;还有一种是“廛”,类似摊位的租金。(www.xing528.com)
看得出来,“城”的收费形式以商业贸易为主,也就是说,在城内空间缺乏的情况下,做买卖的有一定要进城的最大动机。因为对他们而言,进来了不只得到安全保护,还能够利用人口密集的条件来做生意,得到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带有政治中心性质的“城”,一部分在战国时期就具备了越来越高的商业性质,也就是说,原来的“城”开始逐渐蜕变为“城市”。
“城”的贸易、商业功能在战国时期大幅提升,有时甚至超越了原本的政治功能。再加上封建瓦解,变成了列国制度,每一个国都有越来越大的疆域,而一个国只需一个政治中心,更促使“城”朝着商业贸易中心的方向变化。战国中期就出现了商业的大城。魏国与秦国的争战中,一个重点是定陶,为了抢夺定陶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定陶的价值就在其商业贸易利益。三征制就是在定陶发展出来的,可以想见其商业贸易繁荣程度。
国中有像定陶这样的商业贸易大城,光靠三征就能为国君带来庞大的收入,可以让他建宫殿园囿,当然也可以拿去打仗。这种收入连带地刺激了货币的发展,买卖、缴费都需要有效、可信任的中介工具,原始以物易物、以物计量的形式是绝对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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