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孕育中国新事物

许多古文献产生于战国时期，假托到更古老的时代。《尚书·禹贡》绝对不可能是夏禹的文献，应该是成于战国的，因为文中显现了战国时期的关怀。《禹贡》假托是大禹治水时行经中国留下来的地理资料，但那样的地理知识，实质上不可能早于春秋。《禹贡》将整个中国分为冀、豫、雍、杨、衮、徐、梁、青、荆九个州，并给予这九个州统一的描述与评量。

《禹贡》反映的是战国时期人们对地域概念的认知有所增加。为什么要详细罗列记录各州的特色、土地好坏？这背后就是列国竞争下的需求。知己知彼，弄清楚自家的生产配备，也要弄清楚竞争对手的天然条件高下，这是战国时代让国家存在、壮大的必要知识准备。

类似的内容，也出现在《周礼·职方》中。比对《禹贡》与《职方》，我们清楚地看到战国时期高涨的地方意识以及国成立所需的基本条件。最重要的一项，是土质高下，因为牵涉农业生产。春秋时期，贵族对于农业没有那么高的兴趣，也没有那么现实的理解，毕竟那不在他们接受的教育训练的知识范围内。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才接触到了一点现实生产工作，但老了还是被讥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表示他还不够“贱”，学得不够“鄙”。

这种情况到战国改变了，列国对农业越来越重视，农业知识与技术不断累积，以至于农业的地位随之快速上升，达到在诸子百家中出现农家的程度。

农家代表性人物许行在《孟子》中留下了他的主张。许行是不折不扣的“重农主义者”，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主张只要大家都致力于务农，天下的问题就解决了。以农为本，其他事务、其他行业都不得妨碍农业，包括国君都应该亲自务农，每个人靠实际下田养活自己，这样就不会有压迫、剥削、争夺了。

这样的主张，在战国时期一度风靡。我们习惯上认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是个农业国家，然而在战国时期主张重农，其实是个非常新鲜，甚至非常激进的意见。因为农家的重农主张，是反对原有的主流贵族教育的。农家的激进性质在于强调农业才是关键，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过去贵族教育所教、所看重的与统治相关的一切安排，都是错误的。(www.xing528.com)

这种政治、统治上的农家主张，建立在另一支农家的发展上。那是特别专注于研究并精进农业技术的农家。这支农家观察土地，调整种植、收获的各种方法，也懂得如何像《禹贡》或《职方》那样将土地按照生产需要分级。

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一项概念是“时”。不只是对四季时序变化的观察与掌握，还要将季节的变化与农业生产活动结合在一起。“时”指的是具备一种高度的自觉，意识到什么时候适合做什么事。

“时”的概念刺激这个时期的人完成了二十四节气的系统。什么叫“节”？“节”是“有礼有节”的“节”，本意就是“适当的限制”“道理上的限制”。到了某个时间，自然的循环变化规定了你应该做什么事、应该如何做，这是“节”。做什么、如何做，指的当然是农业上的事，是以农业生产考量为主而成立的。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总结子贡一生，第一句是“子贡好废举”，第二句就是“与时转货赀”。子贡会做生意，生意发达的关键也在“时”，看准时机，尤其是农业生产上的时机，将这个时候生产的东西买下来，留到不同的时候来卖。这“时”就扩大而有了商业贸易上的意义，反过来，商业贸易的发达，又进一步刺激当时的人对“时”更为敏感。

对“时”的思考，也是“五行循环”概念的基础。不管是“阴阳消长”或“五行循环”，其实都是观察并整理时序变化的模式，也都和这种技术性的农家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