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克姆的《论自杀》提醒了我们，观察一个社会如何看待自杀，非常有助于提高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掌握。不只《左传》，在众多与春秋有关的文献中，死亡的故事都占很高的比例，那个时代的人认为决定自己如何死、为何而死，是一件自然的事。戏曲里的伍子胥故事不过就是夸大表现了这种奇特的态度。我看重你，我帮了你、救了你，那我就将事情做到彻底，我死了就绝对不会有意或无意出卖你，还有，我死了，你就可以完全安心，不必担心我成为你的负担和威胁，甚至也可以是：原来在你心中存在着忧虑和怀疑，觉得我有可能因为任何理由事后出卖你，我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被如此怀疑，我愿意以死让你断绝这个念头，保留我的人格尊严。
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关于死亡的故事，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能够进入《左传》记录中的封建贵族，都有他们自认为高于生命的原则，突显人如何死、为何死，最能够表现那些原则以及他们看待原则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理解一个传统上流传很广，可能很多人读过、知道的故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发生了严重的弑君变乱，齐大史如实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权在握，大史这样写，他当然很不高兴，就将大史杀了。大史是世袭的工作，这个死了，换他弟弟来担任，仍然还是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个也杀了，再换上更小的弟弟，一样，还是写：“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再杀一个。杀了三个，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弟弟，却仍然不退让，继续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不下去了，“乃舍之”，只好无奈地接受了。
故事还没完。“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同样担任大史的南史氏听说齐大史一家快要被崔杼杀光了，连忙带着自己的记录器具，赶到齐国去，要继续将“崔杼弑其君”的记录留下来，确定这件事最终被如实记录下来了，才离开齐国回家。
过去这个故事通常被引用来显示中国人对于历史的重视，尤其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和历史记录者的神圣性。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就算明知会送命，你也还是必须写。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理解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为什么历史、史书如此重要，为什么这整个时代以一本历史记录之书《春秋》来命名？因为人如果为了他所坚守的原则而死，死了就无法为自己记录，就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而死了。要让他死得有意义，也就需要相应的另一套价值观——后人有强烈的义务观念，觉得应该为死去的人记录下他的原则。这是人生的大事，不能轻忽以对，历史的一个作用，就在于保存了人如何死去的记录，尤其要保存那些堂皇死去的人的故事，让他们不被遗忘。(www.xing528.com)
封建宗法原本就重视世系表，要尽量保存完整的世代亲属关系体系，因而有了一种重视历史的态度。到了春秋时代，传流下来的重视态度，有了微妙的转折——历史记录的重点改变了，不只记录人在宗法里的身份关系，更要记录他为何活着、如何死去。
《论语·卫灵公》记录：“子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不是空话，不是什么高蹈不切实际的理想，而是回应那个时代环境产生的具体生命提示。孔子这句话说的，仍然是“仁”。仁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孔子告诉我们，仁就是你信守的根本原则与信念，你认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准。如何试验、检测你的标准？只要问在什么状况下你即便牺牲了生命，都要保卫这项原则；或者反过来，就算可以帮你换来生命延续，你都不会违背这项原则。
对孔子来说，人不可能没有信念、没有原则而活着，一定要有一个底线，明白若是低于这条线，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卫国大乱时，柴高逃出来，子路却冲进去，孔子的反应是：“子路死定了！”会有这个反应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孔子对子路的人生底线再明白不过，孔子知道子路不可能“求生以害仁”，他一定要贯彻自己尽忠、勇武的原则，那就是他的仁，实践不了他的仁，他宁可去死，他会以死来换取对于原则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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