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台湾和海外的历史观：从列国到帝国

过去几十年，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确立了一套左派历史观念，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原则。这套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强调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相对来说，朝廷、少数英雄人物、文人“臭老九”都是供批判的对象。这样的史学态度，和中国传统史学完全不同，换了相反的眼光，必然就看到许多传统历史不看、看不到的新东西。

传统历史中遇到了饥荒，史书上的记录写法就是“乱”，简单的说什么地方“乱”，稍微严重、复杂一点的多记一点什么人领导“乱”，后来如何“平乱”。1949年之后的史学，将这些事件都改称为农民起义。“乱”是从朝廷的角度看的，关注的是既有的秩序被打破了，所以历史要记录的是后来秩序如何得以恢复；“起义”却是假定这些人参与创造了一个正确的新秩序，于是历史说的是，他们的行为没有持续和长远的结果，这样的遗憾如何形成等。

将这些人当作“乱”，我们不会认真地认识他们是谁，为何而“乱”。例如我们以前读明史，读到倭寇，我们关心的是戚继光用什么方式“平乱”。我们说了很多戚继光的事情，对于戚继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倭寇呢？他们是些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以及如何骚扰中国沿海地带？这些我们不会去看，也不觉得需要了解。农民起义则将历史的视角放到那些农民身上，即便留下来的史料极其稀少，几十年间，还是挖掘出了许多关于历代中国农民的细致入微的图像。

中国大陆历史学界一度热烈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也是科学唯物史观产生的特殊历史视角。依照科学唯物史观，人类历史的进程，通过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证明了是有固定进程、固定阶段的。先是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然后进入封建主义时期，再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最后才产生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中国有了共产主义革命，毫无疑问。中国历史有漫长的封建主义阶段，这也确立为共识了。但从封建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的资本主义阶段在哪里？

以各种标准来衡量，实际上都很难主张在共产革命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可是按照科学规律，中国不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就进入共产主义。在这样的困扰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期的说法，主张中国有资本主义，只是没有充分发展，停留在萌芽阶段，虽然只有萌芽，但资本主义的邪恶已经发挥了刺激历史再往前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作用。

先规定中国历史上一定要有资本主义阶段，再去史料中找证据，这种做法当然是荒谬的。现在也没有人再有兴趣谈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了。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因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潮，有很多过去长期被忽略的历史现象，得以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像是近几百年社会中的商业活动、商人的地位与角色、货物流通形式、都会贸易组织，乃至越来越活跃和复杂的金融体系，等等。突然之间，我们看到了很不一样的宋朝、元朝和明朝。(www.xing528.com)

这些东西不是唯物主义史学家捏造出来的，它们一直存在于庞大的近世社会史料里，但过去从来不被认为有什么重要性。唯物主义史学家所做的，是拿放大镜去看这些史料，把它们发掘出来，让大家都能看到。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这半个世纪又出现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新中心。除了台湾地区以外，还有海外华人学者形成的特殊学术传统。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动乱的情况下，经历了大流徙，到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他们一方面怀抱着强烈的家国之思，另一方面，他们身上最特别、最有用的能力，就是对于中国文字、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深度认识。进到西方学术界，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以研究西方历史或文化为专业，大部分当然还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

在这些地方，尤其是美国，他们得到了学术发展的特殊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真的不能不佩服、不能不肯定美国学术界的开放态度。美国人整体来看不是很有国际观，不是很在意美国以外的地方发生的事，然而美国的学术界，却将触角张得再开不过，世界上任何边缘、冷门、偏僻的学问，在美国几乎都能找到专家。对于死海古卷内容研究得最深入的专家，在美国；对于清代山西农民反朝廷运动研究最深入的专家，也在美国。

留在美国、加拿大或英国专攻中国史的这群学者，无可避免一定受到西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他们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用西方的史学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史料，在比较的视角下，就看出了很不一样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