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史导论：托古改制说的重要论述

　一　论托古改制说

托古改制之说，发自廖平、康有为。廖平著《知圣篇》，已略启其端，及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益畅论之。康氏先论上古茫昧无稽曰：杞宋无征说，凡三见。（按即《论语·八佾》《礼记·中庸》《礼运》）且著于《论语》《中庸》，引于《史记世家》《白虎通》，并非僻书，则孔子时，夏殷之道，夏殷之礼，不可得考至明。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传政也，久故也。”（《荀子·非相》）后世一代之兴名贤名士，传述充栋，功绩典章，志略弥满，而五帝时人与政无一传者，可见茫昧极矣。

“五经以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论衡·谢短》）太古茫昧，孔子无从杜撰（案康氏主五经为孔子作，故云然），儒生安得而知？

孔子时已不能明考夏殷之礼，荀子时犹不能明考五帝之传政与五帝以外之传人，王充时犹不知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为谁，何时代愈前而于古史愈不明？其茫昧无稽，固断断也！康氏因谓：

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孟子》：“北宫!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而谯周、苏辙、胡宏、罗泌之流，乃敢于考古，实其荒诞。崔东壁（述）乃为《考信录》以传信之，岂不谬哉？

此可谓直截了当者！孔子已叹夏殷之礼不足征，何后此载籍反甚详备？自殷墟发现甲骨文字，经三十年来学者之研求，殷商之礼已可得而征，此固吾人有胜于孔子者。虞夏以前之为传说时代，晚近史家已多公认，吾人试观周初之《多士》《多方》《立政》诸篇，虽皆以夏殷相提并论，于殷较详，而于夏则空洞无史迹；更观《无逸》《君》，叙商史颇详而于夏史则绝口未提，于此亦可见夏史在周初尚未有若何之传说。《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盖惟殷人有文献，殷以前但传说而已！

《墨子·节葬下篇》云：“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则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韩非子·显学篇》亦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康氏据此因断言先秦诸子无非托古改制，尧舜之道仅为孔子寄托之轨则耳：

同是尧舜而孔墨称道不同，韩非当日著说犹未敢以为据，非托而何？不能定尧舜之真，则诸子皆托以立教，可无疑矣！“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云云，则当时诸子纷纷托古矣，然同托于尧舜禹汤文武而相反若是与？《韩非· 显学》所谓“……皆自谓真尧舜，……”可知当日同为托古，彼此互知以相难。

合比两书观之，藉仇家之口，以明事实，可知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廖平《书经·大统凡例》更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不知有此人否：

书中帝王年号，如傀儡登场，不过装饰仪表，借以立名。《韩非·显学篇》言：“孔（指子思）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定儒墨之是非。”由儒墨（儒家之尧舜美备，墨家之尧舜质野）推之诸子：道家之尧舜天神，农家之尧舜并耕，兵家之尧舜战争，法家之尧舜明察，各执一偏，言人人殊，皆非真尧舜也。善夫曾文正之言曰：“汉高祖不知有是人否？”兹为增转一语曰：“书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不知有是人否？”故学说中之皇帝王伯，皆如六书假借之例，不宜以迹象拘之也。

廖氏竟疑及文武周公成康，实不免变本加厉！康氏之说，既以诸子论史为改制托古，而诸子中孔子尤为魁首，于是乃谓六经皆孔子之所制作，此亦不免变本加厉，未为当也！

法国汉学家沙畹（?ｄｏｕａｒｄ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译《史记》第一卷，其《序论》亦以尧舜禹为模范人王之传说，谓古史之形式不应整齐划一至此！又以尧舜事迹不见于《诗经》为可怪。日本白鸟库吉于一九九年（明治四十二年）在东洋协会演讲“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一题，其笔记刊载同年八月该会所发行之《东洋时报》第一三一号，创言尧舜禹为儒家思想之产物，乃本于天地人三才之说而造成者。后一九一二年四月，白鸟氏又刊《尚书之高等批判》一文于《东亚研究》，重申前说。其大要谓：

《尧典》专叙天文历日之事。《舜典》将关于制度政治巡狩祭祀等人君治民之一切事业，殆全加于舜之事迹中，且以人道中最大之孝道为舜之特性，由此可知《舜典》之事迹为关于人事者。至于禹则治洪水，定禹域，为关于地之事迹，禹之事业之特性即在关于地之一点。由此点观之，作者乃以天地人三才之思想为背景而创作者。（据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录白鸟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汉学研究会演讲辞）

后桥本增吉氏著《书经之研究》（《东洋学报》二卷二号三卷三号四卷一号四号），亦信从白鸟之说。白鸟氏又尝著《东洋史概说》一书，以三皇为三才思想之反映，五帝系阴阳五行家学说思想之反映，三皇五帝皆架空理想的人物，不必实有其人，无非假托古帝王为教祖，以夸耀其学说所自出。津田左右吉著《太一说》（《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又以泰皇本于“太一”。

近吾国钱玄同亦以尧舜为理想的人格之名称：“尧，高也；舜借为俊也（《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古史辨》第一册）蒙文通著《古史甄微》，亦谓五帝之说起于驺子五运之义。缪凤林著《中国通史纲要》，虽力言三皇五帝之为人王，然亦谓“三皇之说，盖起于道家理想之世之具体化”。

衡以情理，传说中因人而异之成分较少，展转讹传者为多，以一人一派之力而欲伪撰古史，以欺天下，天下何易欺？此托古改制之说所以不能尽通。古人好古亦诚有之，《墨子·公孟篇》云：“墨子谓公孟子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其争附好古之情，跃然纸上。故古人立言托之古圣贤古帝王者，亦诚有之。如《孟子》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淮南子·修务训》亦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其写古人托古立说之情，又跃然纸上。

诸子意在立说求用，其引据古史传说，无非欲以发摅己意，以申其说，其取舍有不同，亦诚有之。若《庄子》等固或虚造故事，所谓寓言十九是也。唯孔子自谓“述而不作”，《论语·八佾篇》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虽常提及夏殷，而语焉不详。此谓夏殷之礼文献不足征，又曰：“吾能言之”，能言之者盖传说耳。孔子又尝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于古史材料取去之审慎，于此可见。今必谓其伪造古史以托古改制，吾人所不敢信！苟孔子既伪造古史以托古改制，而又谓夏殷之礼不足征，以自破其托古之根基，何孔子不敏至此？故晚近顾颉刚乃开脱孔子之罪，而以墨子为托古改制之魁首。(www.xing528.com)

顾颉刚著《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刊《史学年报》二卷二期），以为墨家之托古改制有三事：

（１）墨家尚贤，因生尧舜禅让说。

（２）墨家非命，因以桀纣为命定论者。

（３）墨家节用，事物之创制归之“古者圣王”，因生古圣创制事物之传说。

尚贤节用之说，墨家首发之，有关尚贤节用之故事传说，又突发于《墨子》书，墨家托古改制之嫌疑，固无可遁逃。

然此等传说疑亦非绝无素地者。墨家本平民贫贱者之集团，墨子自称其书为“贱者之所为”（见《墨子·贵义篇》），盖贫贱之集团，目击社会贵贱贫富之不均，富贵者骄侈无度，贫贱者痛苦不堪，故大呼其尚贤兼爱节用之口号；尚贤兼爱节用之思想，本平民贫贱阶级所固有，其钜子制度疑本亦贫贱阶级所固有，犹今日下层社会之所谓“老头子”也，一切皆不自墨子始发之，惟墨子始为之发挥光大耳。此等有关尚贤节用之传说，或非仅起于墨子之托古改制，而民间早有此等传说之酝酿。

赵贞信《评顾颉刚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此文尚未刊），尝举《书·无逸》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齐侯$云：“鑔鑔成唐（汤），又（有）严在帝所，%受天命，&（剪）伐´（夏）司，败(灵师，伊小臣隹)（辅）。”以证周以前已有小人登王位，小人登相位之传说（《天问》称伊尹为小臣，《墨子尚贤下》：“汤有小臣”，《吕氏春秋·尊师篇》“汤师小臣”，小臣亦皆指伊尹）。而《西伯勘黎》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多方》曰：“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墨子·非命上篇》亦引《仲虺之告》与《太誓》，此等书远在《墨子》前，命定论当非出于墨家之托古。器物创制之传说，或亦不必起自墨家，人情本有推源之欲，故民间至今不乏“推原论”之故事也。

近人又群以孟子为托古改制之健将，以《孟子》证《孟子》，每多自相违反，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尝列举之。孟子既以伊尹为耕于莘野之人，乃又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孟子既以百里奚自鬻于秦之说为“好事者为之”，乃又曰：“百里奚举于市”，其任情臆说，固所不免，然其说又非绝无根源者，其说与《墨子》固往往而同，蒙氏亦已证之，故蒙氏断为三方传说之源流本相殊。

诸子托古改制之说，吾人颇首肯之，但必非诸子之向壁虚造，无中生有也！

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既谓孔子遍造六经，诸子遍造古史以托古改制；康氏著《新学伪经考》，又谓刘歆遍伪群经，遍伪古史，以助新莽窃篡；“三皇之事兴，少昊之事出，五帝之号变”，无非出之歆手，《左传》郯子之少?共工等说，既无非歆之伪窜，《国语·楚语》观射父之论及少?，又无非歆之窜入；羿促代夏之事，亦“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皆见《伪经考》），“其实少昊羿促率多伪造，儒生不必知也”（此见《改制考》）。崔适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亦从康说，惟于羿促代夏事不言歆之伪造，谓“此寓言，非实事”。康氏“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全用主观，显非科学方法，康氏以今文“遍考周秦西汉之书”，见有相合，遂证今文为孔门相传之旨，亦即刘歆作伪古文经之证；遇有群书与古文合者，则曰“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伪经考·后序》语）。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无取焉。康氏既据《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以证少?羿促之无其人，又谓《吴世家》之羿促出歆之窜入；崔氏亦谓《史记·封禅书》之祀少?事出歆之伪窜，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亦无取焉。崔适既以《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之五帝为歆所增入，《史记·封禅书》又本“为《三统历》与《郊祀志》而后人削为《封禅书》者”，《左传》郯子之言亦歆伪造，邹衍五德终始之义，又“歆为莽典文章”而造者，然按之《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世经》，与《左传》郯子之言既不合，郯子言共工水纪而《世经》在木火之间；与《封禅书》亦不类，《封禅书》秦金德，汉水德；而《世经》则秦在木火之间，汉为火德；邹衍五德终始说一派又以秦为水德。夫《世经》五德之推移，欲以明新之代汉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辞让者，此为莽典文章之要义，而歆辈同时所伪之《左传》等书，竟自相凿枘若是，岂非自乱其典据，将何以取信于人？而崔适则曰：此乃“不出一手，国师公不及亲览，故不能画一焉。”其他不能画一尚不足怪，其首要之典据，而伪者竟不能画一以坚人之信，则歆辈之遍伪群经固何为哉？崔氏以古籍之与歆说合者，谓此固歆之所伪；其与歆说首要之义绝不相容者，又谓此必歆之伪窜，曰此乃“其罅隙终不可掩！”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亦无取焉。

经学中今古文之问题，本非一言可决，晚清今文家必以古文说一切皆归之刘歆作伪，则实失之武断！近陈寅恪著《武?与佛教》（刊《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二分）以古文经比之武?颁行之《大云经》，新旧《唐书》称乃出伪撰以陈符命者，今幸得敦煌发现残卷而辨其诬枉①。按新莽之所为，固不尽伪托，例如度量，据“新嘉量”以校洛阳金村出土周铜尺（四*钟尺）与商鞅量皆合，即此一端，已足见莽政之不尽无据①。惟刘歆之争立古文经与武?之颁《大云经》不类，武?颁《大云经》在即帝位后，而歆之争《左氏春秋》等四博士在莽窃篡前十年，时莽犹无窃篡之隙也，歆岂得预知莽之将篡，预伪群经以待莽篡而媚之？歆于汉哀帝时以争立古文，为博士诸儒所憎恶，出京为郡守，及平帝时王莽柄政，歆卒赖莽之力以立《左传》于学官，谓歆藉莽力以表章古文可，谓歆伪古文以媚莽，则非其实也。疑少?为伪托，刘为尧后说为汉人媚世之说，此隋唐时已有人在，隋刘炫于《左传》范氏处秦为刘之说，“谓非丘明之笔”（《左襄二十四年传》正义引），唐孔颖达又谓“寻讨上下，其文不类”，汉人“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文十三年·正义》）。又谓：“《月令》‘秋其帝少?’者，直以五行在金，唯托记之耳。”（《祭法正义》）然皆臆说，初无实证。及晚清今文家乃一切谓为莽歆所伪造。

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尝云：“今文家乃以己所不喜，或与己说抵触之论证，一切谓为莽歆所伪造，此在逻辑上本不能成立，何况经典上问题至为繁复，亦非歆莽伪造一语所能解决，……当别寻解决而不能一概指为莽歆所伪造或窜乱。”（《中央研究院史言所集刊》三本四分）此言诚然！惟徐氏因陈侯因"#称“高祖黄帝”，与《左传》《国语》以陈为舜后，《帝系》《五帝本纪》以舜为黄帝后之说合，遂谓“睹此一证，可见王莽并不能臆造何说，即其《自本》亦有依据”。此又未审。《世经》《自本》之说，以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固灾异家之成说，眭弘于昭帝时已有此论（《汉书·眭弘传》），但其以共工、帝挚、秦居木火间之闰位，由颛顼水而下，喾木、尧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汉复为火，新复为土，既不合《左传》郯子之所言（郯子言共工水纪，次第亦不同），又不同秦汉人之旧说（《史记·封禅书》记秦为金德，汉高祖祠黑帝，与《世经》不同），更相异于邹衍五德终始之义（邹衍以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邹衍之徒又以秦为水德，与《世经》亦异），非臆造而何？《世经》以大?、炎帝、黄帝、少?、颛顼为次，实出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之五帝说，然又不言据《吕纪》《月令》，必曰据《左传》，但《左传》郯子明以黄帝、炎帝、共工、大?、少?、颛顼相次，与《吕纪》《月令》之说不合，而《世经》乃谓郯子之言乃逆数，果为逆数，又何不由颛顼逆数至于大?？乃先言黄帝炎帝，次逆数大?，又次顺数少?颛顼，有是文理哉？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辨之曰：“且大?少?二帝不同姓，若其时又不相及，则何为皆以‘?’名？而太?纪官为龙，少?纪官为凤，亦似相比然者，然则少?氏固当继太?而帝，《左传》非逆数。”是刘歆《世经》曲说《左传》明甚！《世经》不特曲说《左传》，且又以《易·系辞传》之包羲神农强与《左传》之大?炎帝相牵合，以包牺即大?，炎帝即神农，亦歆之妄作新说尔，古无是也，崔述亦尝明辨之。然则歆之曲说《左传》，牵合《易传》，意固何在？实无非欲藉以表章《左传》，故牵合《易传》以壮《左传》声势耳。《左传》郯子之言，以黄帝云纪，炎帝火纪，共工水纪，大?龙纪，少?鸟纪，此实出于东夷神话，本不涉于五行。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云龙鸟，何说焉？刘歆欲表章《左传》，强加比附，此真“其罅隙终不可掩”也。

《左传》一书，原本当著作于战国之世，据高本汉（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之推断，在纪元前四世纪；据新城新藏之推断，在纪元前三百四五十年间，其所载古史传说本甚驳杂，有属原始神话者，如昭公七年传子产述鲧化黄熊事，亦有出于后世讹传误说者，如襄公四年传及哀公元年傅羿促代夏，少康中兴事。康有为《伪经考》既以《左传》羿促少康事为歆所伪窜，然《天问》《离骚》亦述及羿促少康事，康氏乃谓：“恐歆校诗赋，并《离骚》亦歆所窜入；不然，何此一事叙至十二句邪？”惟不知歆伪撰羿“代夏政”，“淫游”“鲜终”，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复禹之绩”，固何为哉？羿窃篡夏政而身为家众杀烹，子死而妻为人夺，窃国者遭遇之惨痛，一至于此！少康生于异国，寄人篱下，以一旅之众，一举而复国，诚可使失国者发奋！歆之伪造此事，其又将惩莽之窃篡而期汉之复国耶？必不然矣！故晚近顾颉刚、童书业二氏乃摆脱刘歆之罪而以少康中兴事为出于光武中兴以后人所伪造。

顾颉刚、童书业二氏著《夏史三论》（《史学年报》二卷三期），疏证《左传》少康中兴事多出误解与牵合《天问》《离骚》之说，周详明晰，有如捕贼之搜得贼赃然！然误解与牵合者未必为东汉人，战国时非不能有此误解牵合之说。顾童二氏据《华阳国志》引《光武与公孙述书》：“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后汉书·窦融传》称张玄说窦融背汉，谓“一姓不再兴”，以证前此无少康一姓中兴事。然西汉甘忠可、夏贺良固已有“汉有再受命”之符之说，哀帝且尝从之以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西汉灾异家之言，虽获罪于当时，而多见用于后世，眭弘“刘为尧后，有传国之运”之说，虽以罪死，而新莽之窃篡，即用其说。甘夏之流，虽亦以反道惑众之罪死，而光武之中兴，时人又用其说，赞为博物道术之士（见《窦融传》）。西汉灾异家说本纷然杂陈，后世取其利于己者以为符命，一姓得再兴与否，本无定说也。少康中兴事，固不为西汉以前人所称道，然东汉时亦未见有表章者，及曹魏之高贵乡公始出表章之，当以少康中兴事仅见于《左传》，《左传》初不显于世，不为世人所注意，东汉《左传》虽大行，治史者犹沿袭旧说未及注意于此耳！不然，果出东汉人之伪造，何东汉人未见有表章之者？造此固何为哉？童书业《夏史三论·后记》谓因光武中兴之事已过去，故不为人称道，插入《左传》者乃“增加材料，以求适合于东汉人的胃口而已”。亦或因古书残缺，表章少康中兴事不为吾人所见。然少康中兴事既为光武中兴之护符，何光武中兴之际，亦未见人称道之者？窦融部下既称光武有再受命之符，而不举少康中兴之护符，此又何故？苟少康中兴之护符，非出光武中兴之际而出光武中兴之后，则“时代已过去”，作此又何用？若谓“以适东汉人的胃口”，何东汉人对此佳点又未见有如何适合胃口之赞美？若谓“古书残缺”，吾人因此不得见东汉人表章之语，则吾人亦可谓“古书残缺”，故战国秦汉人之表章少康中兴语，吾人并不得而见之也！

吾人不欲为《左传》古史作辩护士，《左传》一书今所传者本非初相，惟此不仅《左传》然，战国时之著作无不皆然。若谓《左传》古史有出歆之伪窜如晚清今文家所言者，要非吾人所敢信！别详《刘歆冤词》（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