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梁的开国皇帝,萧衍是很努力的。
萧宝卷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萧衍充分汲取了他的教训,勤理政务,即使在冬天,四更过去,他就爬起来秉烛批阅奏章,哪怕手因此冻裂也不停笔。他很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为了广泛纳谏,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函,也就是两个盒子,一个叫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是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有才干没有被任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百姓,想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信。
治国先治吏,梁武帝萧衍很重视官吏的选拔任用,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廉洁。对新任的官员,萧衍总要将他们召至宫中,亲自教育一番,勉励他们要清正廉洁。为了能将这些要求落地,他下诏:对于有才能且廉洁的小县县令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县令可以选拔担任郡守。由此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员,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梁朝的官场上逐渐形成了一股清廉之风。
萧衍同时很看重刑罚,在推翻萧宝卷后,第一时间废除严酷的刑罚。登基后,他下诏让中书监王莹制定和修改律法。王莹找到了济阳人蔡法度,蔡家家传律学,南齐《永明律》制定后未颁布实施,律文散失,但蔡法度能记述其内容。蔡法度不负重托,第二年便完成了这项任务,形成了《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徒法不能自行,萧衍颁布诏书称:“朕过去担任地方官时,就经常亲自审理案件,务必做到了解案件真实情况。齐国末年,政治混乱,百姓的冤屈得不到伸展。朕虽还将继续亲自审理案件,但天下之大,不可能每件案件都经我审理,因此,各地刺史每月必须亲自审理一次案件,务必公正,不得出现冤狱。”
民以食为天,萧衍很重视农业,即位头两年,老天爷很不给力,自然灾害频发,萧衍下令组织人力救灾,并对灾民进行救济。他还下诏:“广辟良畴,公私畎亩,务尽地利。若欲附农,而粮种有乏,亦加贷恤,每使优遍。”就是要求将荒废的田地分给农民,同时严禁地主豪强占取农民土地,并且允许流离在外的农民回乡,恢复原有的田宅。
在治国上,萧衍殚精竭虑;在私德上,萧衍更没得说。他生活俭朴是出了名的,俭朴到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史书上说他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只有粗米饭和豆羹,有时候公务繁忙,连这一顿也省了,就喝口粥充饥。过去的皇帝只穿新衣,而萧衍改穿洗涤过的衣服,而且是粗布衣,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床被褥盖了两年,所谓:“一冠三年,一被二年。”酒色是历代皇帝堕落的重要原因,萧衍不存在这样的危险,他除了参加大型典礼外,平日里从不喝酒,而且五十岁以后就断了房事,不再亲近女人。
这哪里像一个皇帝,倒像是一个苦行僧。
萧衍还是一个大孝子,他六岁的时候,母亲不幸去世,三天里没有吃一点东西,哭得比那些成年人更伤心。他父亲萧长顺去世时,萧衍当时在荆州任职,听闻父亲病重,当即递上辞呈,不舍昼夜地往家里赶,到了京城后消瘦不堪,亲戚朋友都不敢认他。父亲病故后,他一时气绝,过了很久才缓过来,每次痛哭,都要吐血数升。当了皇帝后,萧衍在钟山修建了大敬爱寺,在清溪旁边修建了智度寺,又在宫内修了七庙堂等,作为祭奠父母的场所。他经常去祭拜他们,每次都痛哭流涕,让身边的人非常感动。(www.xing528.com)
萧衍还是一个全才,在这方面可以吊打历代帝王,历史上一些皇帝有比较突出的专长,譬如宋徽宗的书画,南唐后主李煜的诗词等,但像萧衍这样的全能选手几乎没有。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是隔断了历史,索性自己当主编编纂了《通史》六百卷,并“躬制赞序”。他对臣下说:“我编《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这话实在太狂,遗憾的是此书到宋朝就失传了。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佛学方面,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涅槃”“因果报应”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是萧衍的真实写照。先说“琴”,萧衍对音乐颇有研究,他创制了许多新歌。《隋书·音乐志》说,萧衍“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再说“棋”,萧衍对围棋特别喜爱,棋艺也很高超。在南齐为官时,每逢闲暇,常彻夜不眠,与人弈棋。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大臣朱异、韦黯、到溉等都是他的棋友,名将陈庆之为随从时也常陪萧衍下棋。接着说“书”,萧衍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古代帝王中名列前茅。即使抛却他的帝王身份,以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他的字,也自有其可观之处。萧衍当时常与书法家陶弘景探讨书法,二者间的对话被整理为《与梁武帝论书启》流传于后世,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典籍之一。最后说“画”,萧衍很喜欢绘画,他最擅长的是画花鸟与走兽。
当然了,萧衍突出的还是在文学方面的才华,他年轻时是著名文学团体“竟陵八友”的成员之一。在八个人当中,萧衍的胆识是其他七位无法相比的。他最擅长写乐府诗,现存八十多首,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都喜欢附庸风雅,个个想成为诗人,连那些武将也不例外。天监六年(507年),梁将曹景宗和韦睿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萧衍举行宴会,为他们庆功。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助兴。曹景宗是行伍出身,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所以负责安排诗韵的沈约便没有分配给他。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赋诗。萧衍知道沈约是好意,害怕得胜回朝的曹景宗难堪,便对曹景宗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曹景宗还是不干。萧衍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别说武将,就是文臣要在这样情况下赋诗也是很困难的。曹景宗稍微想了一会儿,提笔赋出一首诗:“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诗写得自然流畅,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氛围。这下把众大臣搞得目瞪口呆,文臣们都自叹弗如,连萧衍也暗暗叫好,特命史官记入国史。
萧衍好学,自然非常重视教育,他下诏称:“两汉王朝所任用的贤能人才,没有一个不深通儒家学派经典。他们坚持正大光明的立场,所以事业成功,声名远播。曹魏帝国以及晋王朝,社会风气轻浮放荡,儒家思想跌到谷底;风范节操无法树立,原因在此。”因此,他下令设立五经博士各一人,兴建学校房舍,招收青年学生。这些学生由政府提供食宿,并发给津贴。考试时,如果见解得当,文字通顺,就任命为低级官吏,这开辟了读书人通往仕途的道路,导向作用非常明显,一时间,手拿儒家经典,身背装书竹箱,到建康求学的年轻学子络绎不绝。
萧衍重振儒学,因此非常看重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他从朝代更迭、权力纷争中看到了“礼”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必须要重新树立礼教的权威,他下诏组建了一个强大的制礼班子,从礼仪典籍里找,从百姓生活中调研,另外还咨询礼学专家,最终制定出多达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条的礼仪条文,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种礼仪。吉礼主要指祭祀方面的礼仪,凶礼是指丧葬方面的礼仪,军礼是军队中的一些礼仪,宾礼是在各种场合见面时所遵循的礼仪,嘉礼是婚姻方面的礼仪,基本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萧衍的精心治理和榜样带动下,梁朝终于从南齐后期的乱象中走出来,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以发展,特别是文化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道:“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但萧衍的好日子没过多长时间,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来找麻烦的还是老对手——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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