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骏如此登上帝位，想必出乎他的意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顺利。
虽然宋文帝刘义隆不喜欢这个儿子，但刘骏并非那么不堪，史书记载他：“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决爱武，长于骑射。”虽然不免有夸大成分，但应该算是文武全才。
在当上皇帝前，刘骏最高光的表现是在第二次北伐时，拓跋焘率十万大军围攻彭城，驻守该城的统帅刘义恭想弃城而走，被同在彭城的刘骏拒绝，他义正词严地表示誓与彭城共存亡，结果拓跋焘绕城而走，彭城得以保全。
刘骏还是颇有才气的皇帝。他写了一首《登作乐山诗》，诗云：“修路轸孤辔，竦石顿飞辕。遂登千寻首，表里望丘原。屯烟扰风穴，积水溺云根。汉潦吐新波，楚山带旧苑。壤草凌故国，拱木秀颓垣。目极情无留，客思空已繁。”这首诗被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评价为“得之于悲壮而不疏不野，大有英雄之气”。
不过，刚刚上台的宋孝武帝刘骏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当务之急是要安定朝局，首先便是做好人事安排，首要的安置对象是仅剩的两个叔父刘义恭和刘义宣，刘义宣与他同时举义，论理应是头功。而刘义恭则做了不少地下工作，关键时刻弃暗投明，也是当仁不让的功臣。两人的地位和经历却迥然不同，刘义恭长期在朝中担任宰相之位，在京城的势力盘根错节，而刘义宣则是一个“地头蛇”，在荆州经营多年，是非常有实力的地方实权派。
刘骏下令任命刘义恭为太尉、南徐州刺史，同时任命刘义宣为丞相、扬州刺史，简单地说，就是将刘义恭调往地方，把刘义宣从地方调回中央。这样的安排，显然刘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白了，就是要调虎离山。
没想到，刘义宣坚决不愿离开荆州、内调回京，找了一大堆理由推辞。刘骏初登大位，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好让他继续留在荆州。
宋孝武帝刘骏安排好了叔父，接下来要摆平自己的兄弟。宋文帝刘义隆着实没少生，使得刘骏有十八个兄弟，两个哥哥刘劭和刘濬已命归西天，五弟刘绍已死，剩下的兄弟中成年的有四弟南平王刘铄、六弟随郡王刘诞、七弟建平王刘宏、八弟东海王刘袆、九弟义阳王刘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刘铄、刘诞和刘宏，他们三人也是宋文帝刘义隆准备废黜太子刘劭后，考虑的新太子人选。
刘铄很有才干，但在这场动乱中一直站在刘劭一边，直到建康城陷之时才与刘濬一起投诚，按理说应该可以排为“三号战犯”，所以他整天提心吊胆，担心有一天会步大哥、二哥的后尘，以至于到最后有些精神分裂，胡言乱语。刘诞在举义之初就和刘骏结为同盟，负责从东路攻击建康，算是大功臣。而刘宏和其他皇子一直被刘劭软禁，无功也无过。
刘骏先是加封刘铄为侍中、司空，刘诞为侍中、骠骑将军、扬州刺史，刘宏则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中军将军。刘铄诚惶诚恐，坚决请辞侍中，只接受司空之位，想以此打消刘骏的疑心，但这一切注定徒劳，没过多久，刘骏命人在刘铄的食物中下毒，结束了他二十三岁的生命。
刘骏对柳元景、鲁爽、臧质、沈庆之、王玄谟、垣护之等功臣也都论功行赏，将他们一一安排到位，混乱的朝局渐渐稳定下来。
除了这些宗室和功臣，刘骏在用人方面大量使用寒门人士，其中主要的人物包括戴法兴、巢尚之等人，戴法兴的父亲靠卖纻布为生，年轻时曾在山阴市集卖葛布，算是真正的穷人；巢尚之出身也极其寒微，但他们长期跟随刘骏，刘骏知道他们的为人和办事能力，远非那些锦衣玉食、夸夸其谈的高门子弟所能比拟，刘骏让他们身居中枢机要，凡是朝中大事都找他们商议，然后再由士族担任的尚书令或尚书仆射在文书上履行签字手续，这样就形成了“寒门掌机要”的局面。这样的寒门人士出任高官的还有许多：袁粲、颜师伯、颜竣、刘秀之、卜天生、鲍照、宗越、徐爰、邓琬、吴喜、沈文秀、刘胡、武念、毕众敬、张兴世……
从刘骏用人看，确实有些不拘一格，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确实想做一个好皇帝，事实上，他在新亭继位不久，就将新亭改为中兴亭，摆明了想做刘宋王朝的中兴之君。
刘骏深知，想干大事，首先是要保护好自己，这方面他是过来人，一幕幕血腥场景曾在眼前上演，让他感觉到似乎谁都不值得绝对信任。徐羡之等人诛杀宋少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让他觉得大臣不可靠；刘劭弑杀父亲刘义隆，让他觉得儿子也不可靠，而兄弟间更不可靠，唯一可靠的是手中的权力。(www.xing528.com)
刘骏痛定思痛，为了避免刘劭弑父的悲剧重演，他首先削弱了东宫的力量，裁撤东宫官员，减少卫队数量，其次加强皇宫的守卫力量，以使自己处于绝对的安全状态。
保护好自己是根本，重要的是皇权也不能受到威胁，为此他强化了典签制。
典签原本是一个官名，最早是负责保管会议记录的。刘宋王朝初期，由于镇守各州的皇子大多年幼，皇帝就让自己的亲信出任典签来辅助皇子。刘骏上台后强化了这一举措，即使年长的皇子或者皇子以外的人出任刺史，都要派典签，而且典签的权力很大，如果典签不同意，刺史不得单独执行政令。同时，刘骏还要求典签定期将地方情况向中央朝廷报告。说到底，典签就是刘骏派出监督各州刺史的御史，这样做使得地方对抗中央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宋孝武帝刘骏开始，正式形成了“寒门掌机要，武夫掌兵权，典签控州镇”这种全新的政治体制。
刘骏殚精竭虑树立皇权权威，除了防止地方作乱外，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保证政令畅通，因为刘骏是个改革派，他有许多自己的想法要付诸实施，有些举措直接会触及既得利益者，所以必须强制推行才可落实下去。
在司法刑狱方面，他创立了最早的死刑复核制度。刘骏下诏：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须亲自参与审讯，并且“若二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就是要求对于有疑点的死刑案件必须层层上报处置，目的只有一个——“死者不怨，生者无恨”。
后来他又下诏规定：“自非临军战陈，一不得专杀。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须报，有司严加听察；犯者以杀人罪论。”翻译过来是说：“如果不是战场作战，不能再擅自杀人。如果罪大恶极应当处死的，也应遵循国家的法律条文先行上报，有关部门要严格督察，再有违反者以杀人罪论处。”核心意思是要少杀、慎杀。
刘骏对此身体力行，他多次亲自旁听审案，古代一些帝王也有这样做的，但大多是在宫中摆摆样子、作作秀，刘骏却穿着便服到建康城旁边的县衙里亲自旁听审讯。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以至于不少地方县令都打起百倍精神来审理案件，生怕出错，他哪里知道听众里有没有皇帝。
“治国先治吏。”宋孝武帝刘骏在继位第二年便下诏告诫官员：“吏治是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优秀人才当权，国家才能安宁，要唯才是举，对于优秀人才要提拔重用，对于滥竽充数的，要遣返回乡，永远禁锢，不得使用。尚书令是百官的根本，管理国家的日常事务，过去各部门事无巨细都交由尚书令定夺，这不妥当，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建立奖勤罚懒的制度，严格赏罚。”为了更好地进行监督管理，他建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这个官职本来的职责是“掌督司百僚”，就是监督百官的，但由于长期以来朝政大权被世家大族所垄断，没人敢监督他们，所以这个职位便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刘骏下诏：“（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余内外众官，皆受停驻。”大幅度提高御史中丞的地位，让其真正能发挥监督各级官员的作用。
刘骏想做自己的事情，钱袋子要鼓是基本条件，但在他登基之初，财政状况非常吃紧，主要原因是元嘉末年北伐惨败所造成的，当时经济萧条，货币流通混乱。为此刘骏在孝建元年（454年）下令改铸钱币，铸四铢钱，这就是有名的“孝建四铢”，这改变了钱币流通混乱的局面，也有利于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当时财政困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地方的截流，刘骏对症下药，设立台传机构，中央派人经办地方台仓、台库，地方州郡长官若需动用台库财物，必须经台传机构的审查，地方按规定上交中央的财政数额，一律需经台传机构的监督和审核，确保颗粒归仓，滴水不漏。经过这样的改革，中央财政得以迅速改观，后世的皇帝好像也捡到了一个宝，宋孝武帝以后南朝的皇帝不管是贤明还是昏暴，都一直坚持宋孝武帝刘骏留下的台传机构和台使监察地方财政的机制。
宋孝武帝刘骏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宗教等都在改革范畴之内，对后宫宫制也进行了改革，他首创了贵妃制度，地位次于皇后，此后自南北朝至清均沿置，被后世历朝历代所延续，一直至清末。他的改革举措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效应，而且还为后世延续、借鉴和吸收，其中典签制、御史中丞专道制、设置台传机构、州镇分割等制度被后来的齐、梁、陈所沿用，甚至直阁将军制度和御史中丞专道制还渡过长江黄河，被北朝所借鉴吸收。
“民以食为天。”宋孝武帝刘骏心里对此非常清楚，无论有多少改革举措，最根本的是要让百姓吃饱肚子，这是确保社稷安危的关键所在。为此，他非常重视农业，在劝课农桑上不遗余力，刘骏下诏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选贤任能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内难未平，政令不通，衣食浪费，国无栋梁之才，我内心愧疚，睡梦中都忘不了。各地官员要认真根据以前的法规，督导百姓勤劳耕作以尽地利。”说到底是要鼓励生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还恢复了皇帝亲自耕作的仪式，虽然是装样子，却也起到了示范作用。他同时下令兴修水利，遇到灾年减免赋税，做了不少有利于百姓的事情。
“上不欲威柄在人，亲览庶务”的刘骏，用自己的努力使得元嘉末年一度陷入混乱的刘宋朝局安稳下来，甚至呈现面目一新的局面。用他弟弟刘宏的话说：“陛下以至德神临，垂精思治，进儒礼而崇宽教，哀狱法而黜严刑，表忠行而举贞节，辟处士而求贤异，修废官而出滞赏，撤天膳而重农食，禁贵游而弛榷酤，通山泽而易关梁，固已海内仰道，天下知德。”
这算是刘骏“双面人生”中的灿烂的一面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