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两瓮一罐共计一千余件8世纪后半期的唐代金银玉石器物，主力在于金银器皿，据统计，各项金器重量达二百九十八两，银器总重量达三千九百多两。这些器皿的质量属于最高品级，更是唐朝丝绸之路与西域贸易的重要见证。
一千多件何家村出土金银玉石器物中，只有一件琉璃器“凸纹玻璃杯”。所谓凸纹，是指该杯口沿外翻成圆唇弦，唇下又有一圈凸起的弦纹。这个杯子满腹密圈，采用了所谓粘贴玻璃条的技术，在杯身上把刚熔融的玻璃条卷成圆圈状趁热贴在上面，是中亚一带热加工的装饰艺术。杯子一共有八行直圈纹，每行三圈，一共二十四个圈子围绕着玻璃杯。杯子高9．7厘米，口径14．3厘米，属大型口径杯，凸凹分明的圈圈里，映出白色透明呈泛金黄淡绿的玻璃，不掩秀色，更见匠心。弦纹亦显露捆绑缀结意，有如建窑瓷碗的碗口乌金。
何家村唐代凸纹玻璃杯
这种玻璃条趁热加贴技术就像战国时期的蜻蜓眼玻璃珠子，在玻璃上粘贴眼睛，但用在大型器皿上技术却显示出一定的进步与成熟。本来是古罗马玻璃的趁热加贴技术，经地中海东岸埃及传到了中亚，波斯萨珊王朝期间，集大成发展玻璃瓶碗杯盏，这类器物大量输入大唐帝国长安等地，这只“凸纹玻璃杯”应是中亚输入长安的精品，展现出凸条纹玻璃器一种永恒的异国风格。英国伦敦古董商兼收藏家埃斯肯纳茨（Giuseppe Eskenazi）藏有一件“战国圆环饼粘贴玻璃酒杯”（beaker with applied roundels），虽修复了若干杯上圆环饼，然脱落圆环饼的痕迹赫然在目，可见这种凸现圆环的纹饰风格玻璃器物，正显示中亚输入中国的玻璃杯的风格特征。
学者如齐东方等人多以何家村“凸纹玻璃杯”与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一件“琉璃盘口细颈贴塑淡黄瓶”相比。此瓶高21．3厘米，腹径达16厘米，口径4．7厘米，算是盘口细颈﹑鼓腹圈足的中型琉璃瓶，颈下有一圈凸弦。瓶饰大致可分四组结构：第一组为一圈墨紫色饼状纹堆；第二组在瓶腹中间以趁热拉丝技术把淡黄色琉璃拉成流淌莲花纹样；第三组为六枚淡黄琉璃圆饼加乳钉，如莲蓬；第四组与第一组相似，为墨紫色饼状纹堆，尾巴拉长与第二组的流淌莲花纹样连接。
此瓶曾贴有墨书字条，早已脱落不存，依稀辨识为直写的两行字，各行首字分别为“莲”﹑“真”两字。但第一行“莲”字下面隔两字亦稍可辨出为“瓶”字，大概为“莲花□□净瓶……”。据云此瓶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一件藏品相似，应是八九世纪地中海东岸产品。法门寺地宫实际出土玻璃器物约二十件，其中大多为来自西域伊斯兰地区产品。安家瑶﹑韩伟两位学者肯定上述的“琉璃盘口细颈贴塑淡黄瓶”及另外六件刻纹蓝玻璃盘﹑一件釉彩玻璃盘﹑两件印纹筒形杯﹑两件素面蓝玻璃盘﹑一件弦纹蓝玻璃盘和一件破损的蓝玻璃瓶，共计十四件为西域伊斯兰玻璃制品，不属中国制造。
法门寺唐代琉璃盘口细颈贴塑淡黄瓶
法门寺唐代琉璃素面淡黄茶碗及琉璃素面淡黄茶托
要判断器物属西域入唐玻璃器还是唐代本土出产品，仍需自器物风格及用途入手。唐人爱茶，法门寺出土有配套的“琉璃素面淡黄茶碗”及“琉璃素面淡黄茶托”各一件，明显为中土所造。碗及托均模制成型，碗口径有13．8厘米，边缘上卷，敛口深腹，形象简朴典雅。用琉璃来造茶碗可谓另出新意﹑别创一格，惜未入陆羽茶具品评之列。
唐朝佛教鼎盛，琉璃﹑金﹑银﹑砗磲﹑玛瑙﹑赤珠﹑珊瑚同属七宝，《金刚经·依法出生分第八》内佛祖问须菩提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足见琉璃之珍贵有如金银珠宝。因此用琉璃瓶或水晶﹑琉璃﹑玉石及所谓金棺银椁的金银宝函作盛放舍利子之用，极是普遍，观诸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宝函，可令人联想此七宝。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第三卷《五台巡礼》内载，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五台山各处寺院圣迹后，于公元840年离五台山经汾州取道入长安，路过出产石炭的石山，“山门有小寺名为石门寺，寺中有一僧，长念《法花经》已多年，近日感得舍利见，倾城人尽来供养。僧俗满寺，不知其数。得舍利之初源者，念经僧于夜房中坐念经，有三道光明来照，满房晖明而遍照寺，寻光来处，从寺西当岩底出来，每夜照室及寺院。其僧数日之后，寻光到岩所，掘地深一丈余，得三瓶佛舍利。青琉璃瓶里有七粒舍利，白琉璃瓶中有五粒舍利，金瓶之中有三粒舍利，擎来安置佛殿中供养”。由此可见用来装佛舍利的三个舍利瓶，有两个分别为青琉璃瓶与白琉璃瓶。其他一瓶亦是佛教七宝的金瓶。
沈从文先生在《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一文中亦指出，唐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庙宇装饰对彩色玻璃的需求扩大，琉璃窗﹑琉璃扉亦常随着“葡萄美酒夜光杯”﹑“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出现在诗文之中，“惟多近于从《艺文类聚》中掇拾《西京杂记》等文作辞章形容，不是事实”。沈先生感叹谓“可知珠玑易烧，大件瓶盘还不多见”。殊不知玻璃杯瓶制造技术，从吹管玻璃到平板玻璃，中国一直远远落后于罗马及中亚诸国。中土的大件瓶盘还是要以陶瓷中的耀州青瓷﹑龙泉见胜。
中国琉璃生产在南北朝间曾一度因中原动乱迁往南方而中断，要到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才又恢复生产，因而隋唐时许多玻璃水瓶酒器，均靠西域输入。1986年，陕西西安近郊榆林兴宁坊清禅寺的舍利墓出土一件隋代西域“蓝青透明三角圆型凸片琉璃小瓶”。隋代清禅寺位于长安通化门内兴宁坊南门东边，由隋文帝（541—604）在开皇三年（583）为僧人昙崇（515—594）建立。1986年6月4日榆林地区驻西安办事处在基建中发现隋代遗物，包括已经破碎的砖志楷体墨书，志文如下：
大隋开皇九年，岁星在东井，次皇龙入大□十月□□□十一日京师于兴宁坊清禅寺主人德□□□昙崇，从八年敷化四方弟子等，出砖石聚运，迄今起基，发自泉营筑。安舍利佛骨八（六？）粒……(www.xing528.com)
所以此墓应为昙崇及清禅寺僧侣墓或地宫基地。
北周（569）大将军李贤夫妇墓突钉玻璃碗
清禅寺隋代蓝青透明三角圆型凸片琉璃小瓶
“蓝青透明三角圆型凸片琉璃小瓶”高仅7厘米，极为标致雅丽，与1988年陕西西安出土李贤夫妇墓“突钉玻璃杯”相似。这件隋代三角圆型凸片玻璃小瓶，肩上贴有四块三角状浮雕，四周各有四块圆型浮雕，很明显是器物制成后，在厚瓶壁上打磨凸起三角及圆状浮雕，因而凸起处特别显得丰厚，瓶壁倒反而磨薄透明。这种精巧的慢工细活，已是非常接近于刻花玻璃（cut glass）了。
另外风格相近可堪比较的是1989年在新疆库车“森木塞姆千佛洞”（Senmusaimu Grottoes）出土的隋代“凸片圆块琉璃杯”，高9．7厘米，口径12．1厘米，形状及纹饰都显示波斯玻璃杯风格，可与昙崇“蓝青透明三角圆型凸片琉璃小瓶”﹑李贤“突钉玻璃杯”并列成一组西域伊斯兰琉璃器系列。
最精彩的莫过于1957年陕西西安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八件玻璃器，有扁瓶﹑圆瓶﹑盒﹑蛋形器﹑管形器和杯等，全部完整无缺。其中一件碧绿玻璃扁瓶，更是绿波荡漾，有如一湖碧绿，据云与北周唐初粟特人巧匠何稠（540—620）有关。这些玻璃器和其他精美酒器均是供九岁女孩李静训（599—608）陪葬用，她家世显赫，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长女，周宣帝皇后，母亲是周宣帝女儿宇文娥英，父亲李敏为隋左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曾祖父就是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
新疆库车森木塞姆千佛洞隋代凸片圆块琉璃杯
西安出土隋李静训墓碧绿玻璃扁瓶
粟特人巧匠何稠生平亦富戏剧性，据记载，他幼年随叔父何妥抵长安，性极机巧慧颖，又善音律，尤精制作器物。历任御府监﹑太府丞文﹑太府少卿﹑太府卿，为皇室制造仪仗﹑兵器等种种器物，并曾参加营建宫殿，构思巧妙。据云他更能用绿瓷制造玻璃器物，与真琉璃无异。何稠历隋﹑北周﹑唐三代，造浮桥﹑“六合城”，可见其手艺之巧﹑工艺之精与建筑观念之成熟。
隋唐帝国已经进入精致文化的时代，妇女无论衣着妆扮，均带异国情调的西域胡风。衣冠鬓影声色之余，从西域波斯进口的香水更上层楼，金步摇曳，香风阵送，盛载香水的玻璃香水瓶更是不可或缺。洛阳关林曾出土有一件7世纪的“窄口短颈圆型草绿香水瓶”，高11厘米，细唇圆腹，大小适中，该瓶破片经测试，为钠钙玻璃（soda-lime glass，俗称青板玻璃），并含高量镁钾，应是当时伊朗高原一带萨珊王朝的纯吹管（不用模）玻璃产品。但因表面已有一层泥黄的风化层，全瓶只有在风化层剥落处才能看到原来的草绿色。
宁夏史诃耽墓出土六瓣玻璃杯
洛阳出土隋窄口短颈圆型草绿香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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