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玻璃眼珠与张错艺术散论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诗经·小雅·白驹》

世间诸器，学者多嗜究其起源出处，其实最困难无解之处，亦是定其出处。不断的出土发现，不断地更新记录。就以文学的《诗经》而言，世所熟知者，无非是周朝史官采汇诗歌，以观民风，以及孔子删诗。但《诗经》源流涵括黄河﹑江汉两大流域，周朝不可能是起源处，商周之世，甚至更早，秋收冬藏之际，定是民歌四起，童谣歌戏，未足呼之为诗而已。直至周朝肇始汇采，步入春秋战国删定，《诗经》方自诵唱文学进入文本文学。

琉璃器的起源亦颇相似，近年来中国大陆出土文物显示，春秋末期（前770—前481）到战国初期（前481—前221），中亚的游牧民族已把罗马及西亚的玻璃珠及玻璃装饰配件用作商品卖到中国。中亚指葱岭以西今阿富汗和前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地区，西亚指上述地区以南，西迄地中海沿岸的亚洲部分。新疆一带的出土文物不断显示，玻璃器除了由西方输入的钠钙玻璃技术制成品外，亦有中国本土铅钡玻璃制品或仿品。中国古代已有青铜陶瓷的技术冶炼基础，制造玻璃器并非难事，除玻璃珠外，还有类似白玉或翠玉的不透明（opaque）或半透明（semi-transparent）玻璃璧等饰品，形相粗糙，以混浊及不透明度模仿白玉或翠玉质地，与玉轻重有别，外观则可混珠。由此可知，中国人对玉的痴爱求索，一如在陶瓷显露白玉或翠玉质地，玻璃亦紧密牵连着与玉石形貌相似的关系。

战国玻璃珠多是具有所谓“蜻蜓眼”特征的玻璃珠子（glass eye beads），圆形或骰子状，中有通孔可贯串。中亚游牧民族把西亚这种镶嵌或熔贴如眼睛的同心圆花纹的玻璃珠子带入中国，与国人早期生产的铅钡玻璃分庭抗礼。铅钡玻璃外壳晶料脆薄，有如李时珍所谓“虚脆不贞”，容易破裂脱落，露出砂石陶胎；西域地区输入的“眼睛”则较坚固美丽，极受欢迎。1978年河南省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曾出土三颗蜻蜓眼琉璃珠，直径约1厘米，珠体绿色，上嵌蓝白两色花纹，珠体完整，色彩亮丽，与埃及和西亚等地出土的玻璃珠相似，学界多认为是域外传入而非中国本土制品。魏晋史官鱼豢《魏略》内也提到罗马的玻璃珠：“大秦国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琉璃。”

这种对西域玻璃产品高度评价的态度，到了汉魏更为显著，《魏书·西戎传》有载：

战国蜻蜓眼黑玻璃珠（珠径2.5厘米）

战国琉璃珠器组合

大月氏国世祖时其国商人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美于西方来者。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瑠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月氏国人居于今天甘肃省兰州以西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战国初期，月氏部落在这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从河西走廊出走塞地，后又为乌孙所逐，南下吐火罗斯坦，远涉北天竺国。月氏民族遍布河西﹑中亚﹑南亚的格局，是在一个漫长时期，通过无数迁徙活动形成。公元前140年，月氏人又南下到大夏（Bactria），当时大月氏有五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一个酋长，称为翕侯，公元前1世纪初，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丘就却（约16—65）打败其他翕侯，统一了五部落，建立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伸展入北印度，成为亚欧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安息（古代伊朗的帕提亚［Parthia］，226年被波斯萨珊王朝代替，即今日的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并列。

贵霜帝国就像印度的犍陀罗一样，发挥着把希腊罗马文化融汇入中亚的伊斯兰文化的作用，其中一项最显著的文物证据就是玻璃珠子及其纹饰，蜻蜓眼只是其中一种。至今仍有许多2—3世纪的希腊罗马珠子遗留在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以及古代大夏一带，亦即现今的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的首都城市马雷（Mary）及乌兹別克斯坦（Uzbekistan）的名城撒马尔罕（Samarkand，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已抵达此地，称之为玛拉坎达，并与月氏人交战）一带。1991年苏联崩解，中亚地区就诞生了这五个新的“斯坦”（stan，波斯语意为地方﹑土地）国家，它们是称为“中亚五国”的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Kyrghiz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土库曼斯坦。因为紧邻中国西北，又在丝绸之路，追溯这些地区的文物交流，不可忽视，可惜玻璃珠子至今仍未入鉴赏的大雅之堂。

曾侯乙珠串

曾侯乙蜻蜓眼珠

中国在战国后期已掌握玻璃工艺配方﹑烧制温度，且原就拥有脱蜡铸造技术。入汉后玻璃器已不止玻璃料珠的蜻蜓眼﹑管珠﹑棱珠，还有环﹑珰﹑佩﹑簪﹑璧﹑瑗﹑璜﹑剑首﹑剑珥﹑带钩﹑印章等玻璃饰物和杯﹑盘等容器，这具有非凡的意义。

1978年在湖北汉水之东的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汉阳随国封君之墓，出土一百七十三颗琉璃珠，珠径从1．5厘米到2．5厘米不等，珠体为蓝色或棕色，上嵌白色或棕色﹑蓝色同心圆，即所谓蜻蜓眼。在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之珠，让人联想到文献所谓的随侯珠。(www.xing528.com)

这些琉璃珠上个别蜻蜓眼珠，呈现出与同期埃及和中亚伊斯兰国家的蜻蜓眼珠一致的风格，也就是说，蜻蜓眼珠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不可忽视，尤其是被认为有驱魔辟邪的功能而给佩戴者带来的被降福与保护的心理因素。

曾侯乙琉璃珠中，确有精美绝伦的玻璃珠子。其中有一串由七粒单色玻璃珠穿成，珠呈球形，珠为紫褐色，表面光洁，器形规整。另一串珠子装饰精美，为典型蜻蜓眼玻璃珠，呈大小不等的扁圆体，以浅蓝色或绿色为基色，表面饰以白色﹑浅蓝色的同心圆，其中心部位略高，呈凸起状。此串玻璃珠应是在胎面先烧一层薄蓝白色玻璃，未完全凝结时在上面用蓝黑料，浇黏成环状蜻蜓眼。因为体积小，工细而精，极是难得。

1951年河南辉县市固围村战国魏墓中出土有一件“包金镶玉嵌玻璃珠银带钩”，现存北京国家博物馆。此带钩为白银铸造，通体鎏金，全体长18．4厘米，宽4．9厘米。钩体铸出浮雕兽首和凤鸟，鸟体修长呈S形，盘曲逶迤回旋，尾部作歧出分尾，并以爪﹑尾反复虬结，点缀鸟体，使装饰效果突出。钩体正面嵌饰白玉玦共三枚，玉玦中心空圆处，赫然各镶有一粒球形黑眼玻璃珠（蜻蜓眼），应是一共三粒，惟中间最大玉玦中的一颗已脱失。这种熔金﹑玉﹑玻璃三种工艺于一炉的艺品，极为罕见，由此亦看得出玻璃眼珠在战国工艺品中的地位与祈福功能。

但是技术的改良是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容器方面，从战国后期到汉魏，因为贵族与中产阶级的奢华要求，依然依赖罗马﹑埃及及中亚国家的产品。英国伦敦古董商兼收藏家埃斯肯纳茨（Giuseppe Eskenazi）藏有“战国圆环珠饼黏贴玻璃长杯”一件，就是战国人仿蜻蜓眼纹饰而制的容器，但型饰古拙，屡现匠心，仅足为历史引证。如与公元2—3世纪产自罗马莱茵河流域Rhineland的“淡黄绿色蛇纹高身矮足玻璃长杯”（高22．1厘米）相比，优劣立见。

战国包金镶玉玻璃眼银带钩

战国圆环珠饼黏贴玻璃长杯

罗马莱茵河流域Rhineland 淡黄绿色蛇纹高身矮足玻璃长杯

那是开始以玻璃代替稀有昂贵的纯白﹑翠玉饰物和容器。因为玉器坚硬，以解玉砂及砣机，使用石质实心钻转磨，费时日久，长年累月，极不划算，更何况琢玉在古代为不传之秘，工艺高手稀少。相反，如果利用青铜范铸制造的铅钡玻璃，从坩埚到脱蜡制范﹑冷凝磨刻，数日即成。这就是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内所谓“道人消砾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据专家研究指出，这五石就是石英砂（二氧化硅）﹑方铅矿（玻璃铅）﹑重晶石（玻璃钡）﹑硝石及硼石（二氧化硅）。这些矿物晶体皆拥有玻璃光泽及玉色，尤其重晶石可以提高玻璃折射塑造度，使混浊呈不透明状，更似玉质，相反，如把硼石（二氧化硅）分量提高，透明度就相对提高。因此如把五石融合，就会产生光彩的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

1987年西安发掘清理出隋代清禅寺的舍利墓，位于长安通化门内兴宁坊南门东边，由隋文帝（541—604）在开皇三年（583）为僧人昙崇（515—594）建立，昙崇圆寂于开皇九年（589），舍利骨灰就埋在清禅寺的舍利墓。

舍利墓为砖室墓，结构简朴，但随葬器物多而珍贵，有金银珠玉及各类宝石货币，明显是隋文帝皇室所赐，有大量佛家七宝中的玻璃﹑玛瑙﹑水晶﹑琥珀等。其中有十颗玻璃眼珠，明显为波斯伊斯兰风格，所以亦应是中亚传入皇室之物。十颗珠子分三类纹饰。五颗黑色球体，上有黑白眼珠，另四颗绿色球体，上有黄红白三色眼珠，最后一颗体积较小，出类拔萃，有棕白间条如瓜纹，有后期威尼斯雪佛龙（chevron）珠子的原型意象。

隋代清禅寺舍利墓十颗玻璃眼珠

隋代清禅寺舍利墓墨绿玻璃棋子

此外，这座隋舍利墓尚有墨绿玻璃棋子与褐色玛瑙棋子各十四枚（其中一枚墨绿玻璃及乳白玛瑙棋子体积较小，可能为不完整的棋子），平底尖顶，鼓腹束颈，略呈圆锥形，但不是围棋，对弈时每方各持若干枚，譬如十五枚，体积较小的棋子是备用棋。可能是中亚传入的一种棋戏，亦可能是隋唐“双陆”棋戏（演变为现今的backgammon，各持十五子，共三十子），因为没有棋盘，也无骰子，难以确定为何物。不像马王堆出土的全套完整六博棋盘及骰子，立竿见影，汉代抢道而赢的“六博戏”随即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