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藏“清初龙泉青釉军持”，高21厘米，撇口，折唇，长颈，溜肩，瓜形流，圆腹，矮圈足。全器施青釉，釉层薄而均匀，淡绿如新荷初现，绰约可人，入手轻重适当。近年东亚﹑南亚的佛教﹑伊斯兰教国家出土军持众多，研究亦日多，不可小觑。
“军持”（kendi）是外来语，为宗教及俗世兼用的合金或陶瓷水器，无执柄，用时手握瓶颈而倾。kendi呼为“军持”的词源颇为复杂，“军持”出自音译梵文（Sanskrit）的“流嘴壶”kundi或kundika（中国佛教称为宝瓶），梵语的“ka”为“减小后缀语”（diminutive suffix），因此kundika，就是比kundi小的“小流嘴壶”，犹如比雪茄（cigar）小的香烟，就会加减小后缀语“ette”变成香烟（cigarette）。kundi为kundika简称，但大小混淆不清。[1]印度婆罗门及东南亚小乘佛教国家的kundika中就有高达32厘米多的铜壶，其特异处为流嘴（spout）多有小盖，倒水时反多自狭长壶口（mouth）倾出。
印尼爪哇10—12世纪军持铜壶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唐代合金制成的“响铜军持”，高26厘米，黑亮收腹，高逸俊雅，正是这类小乘佛教地区军持汉化后的样式。1969年河北静志寺出土有北宋鎏金银净瓶军持，高26．5厘米，造型同样俊逸高雅，小口细长颈，腹丰满，流有小盖，有银链连接，颈上圆盘上刻铭文“张氏李氏刘氏王氏崔氏梁氏张氏□□吴三弟子愿生生供养”，现藏定州市博物馆。[2]
军持成中国贸易瓷出口后，荷兰人呼为gorgelet，源自葡萄牙语的gorgoletta。[3]印度尼西亚爪哇（Java）等地把军持分别呼为gendi﹑gandi﹑kandi﹑kondi或kindi。而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呼为kendi，因马来亚（Malaya）早年为英属殖民地，kendi一词就被英语世界接受为这类水器的合法称呼。
然而kendi音译为“军持”，应与中国中古语发音有关，中古音“军”念梵音kun（不念jun），因此早期称“君墀”（kundi）或“捃稚迦”（kundika）。“君”﹑“捃”﹑“军”中古音同，“持”﹑“墀”（“墀”字常为梵文音译字［transliteration］，咒文如《大悲咒》内皆用）﹑“稚”亦同，只不知是否与手“持”而倾的联想义有关。
第一个提到军持名字的是在印度求经的僧人法显（337—422）。他于东晋隆安三年（399）， 因“慨律藏残缺”，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僧自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历时十一载，经三十余国，归国后著《佛国记》一书，记录西行见闻，是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佛国记》第五十九《自师子国到耶婆提国》（即是自斯里兰卡到苏门答腊）内提到海上回程中事：
得好信风，东行二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来多，即斫绳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满，即取粗财货掷着水中。
法显亦以君墀及澡罐并余物弃掷海中。[4]
“君墀”即军持，可见汉魏六朝已自印度传入中国，为佛教水器，至隋唐佛教兴旺而大盛，属比丘随身十八物[5]之第四物，“菩萨行头陀时及游方时，行来百里千里，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梵网经》卷下）。但是必须注意到法显提到的“君墀及澡罐”，僧人所用的军持水器有两种，分贮净水与浊水用。
唐代除玄奘赴印度取经外，还有于咸亨二年（671）自广州搭乘波斯船出发西行求法，留印度达十年之久的唐僧人义净。他回中土后除译《华严经》外，还写了一本自南海（海外）寄回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详细记录了海外各地的僧伽制度及戒律把持，就连如何漱口﹑沐浴﹑如厕，也巨细靡遗。书中第六《水分两瓶》内载：
凡水分净触（浊），瓶有二枚。净者咸用瓦瓷，触者任兼铜铁。净拟非时饮用，触乃便利所须。净则净手方持，必须安着净处。触乃触手随执，可于触处置之。
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盛净水用的持器，包括饮用之合时水，应是采用陶瓷制成的。盛浊水用的持器，包括沐浴或方便后洗涤的贮水，可采用铜铁制成的水壶。这也就说明了法显提到的“君墀及澡罐”，可能就是净瓶及洗濯的贮水壶。后者较大较沉，所以法显在风大船危中，把“君墀及澡罐”弃掷海中。
义净又提到制瓶之法：
其作瓶法，盖须连口，顶出尖台，可高两指，上通小穴，粗如铜箸，饮水可在此中。傍边则别开圆孔，拥口令上，竖高两指，孔如钱许。添水宜于此处，可受二三升，小成无用。[6]
那就是说净瓶制型，有高两指的狭长小口，小孔流管通向瓶口，粗细只如一枝铜筷。又在瓶腹别开圆孔，另堆流口朝上，约二指长，开孔如铜钱大，用于装水。如此一来，亦未提到把手，这些净瓶都叫“君稚迦”（kundika），那便应是军持的“原型”（prototype）了。
军持器型在中国的类型特征风格，从六朝隋唐开始，即为唐代义净描述的净水瓶，在北方白瓷青瓷等窑场烧造，包括湖南长沙窑都有。北京故宫藏“白瓷净瓶”定为唐代，被描述为“盅口，细颈，颈中部出塔沿，肩丰满，腹下渐收敛，足外撇，浅圈足，小弯流，流口也作盅形……此类瓶式大多出于晚唐﹑五代的墓葬中”[7]。魏礼泽（William Willets）在其《中国艺术》一书提到，早在1928—1929年，锡兰的印度佛教艺术专家Ananda Coomaraswamy（1877—1947）在佛像雕塑中注意到观音手持的净瓶就是“君稚迦”（kundika），但魏氏不认为观音手中所有的净瓶均是“君稚迦”，或手持“君稚迦”的菩萨均是观音。[8]
隋唐响铜象流君稚迦
唐白瓷“君稚迦”水器
北宋白定刻花如意纹龙首净瓶
北宋白定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
在论及唐代瓷器时，魏氏特别提到上述北京故宫藏唐代“白瓷净瓶”形状的长窄颈瓶，应就是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君稚迦”，他认为虽然当初Coomaraswamy在雕塑上对观音手持净瓶的称谓是一种误称（misnomer），但在唐代发展出来的净瓶，正是印度梵文称谓的kundi﹑kundika或kamandalu。魏氏跟着翻译了整段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内所写的制器之法，用小孔流管通向瓶口，粗细只如一枝铜筷，流口朝上，开孔如铜钱大，用于装水的描述，以对证唐代净瓶。同时指出《陶说》“君持”条目内就称有铜﹑瓷两种，而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内亦提到“捃稚迦”。自唐后四百年多用作法器或墓葬器。[9]
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第十七国“小孤山佛遗迹”内载：
山东南岩下大石上，有佛坐迹，入石寸余，长五尺二寸，广二尺一寸，其上则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则有佛置捃稚迦迹，深寸余，作八出花纹。[10]
净瓶到宋元则多在定州烧成定器，以青﹑白为主。1969年定州静志寺﹑净众院两寺院舍利塔基地宫出土多件定窑瓷器，净众院东﹑西﹑北壁均有壁画，主要表现佛祖涅槃变相，画意凄戚哀婉。出土的一百零六件文物中，内有五十五件北宋定器，其中静志寺有“白定刻花如意纹龙首净瓶”，净众院有“白定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高25．5厘米，长管细口，高颈收窄以便握持，肩及上腹饱满，肩部出龙首短流，张口吐舌，生动灵活，煞是可爱。[11]
郑和三十年内七下西洋，携往东南亚国家给佛教与伊斯兰教用的净水壶不计其数。明朝是军持风格演变的一个关键过渡期，这一演变与伊斯兰教徒默祷诵经前后用作圣水壶，同时亦可团体互相传饮之用，器不沾唇有关。马来西亚军持研究专家Khoo Joo Ee博士在其Kendi—Pouring Vessel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ollection（《军持——马来亚大学收藏的水器》）一书内开宗明义指出军持在东南亚农村社会自古至今原有双重功能，即作为宗教净水仪器及仰首持壶离口而饮的水器，这无可置疑。她进而指出这类传饮器，极宜宗教﹑小区（communal）传饮，而个人饮具因此而省去不用。[12]如此看来，宗教净水祝圣后用军持作传饮器，离口而饮，保持卫生亦有道理。随后荷兰学者多人如T．Volker﹑Christiaan Jorg指出，外贸细流军持大批输往伊斯兰国家，又与在古波斯地区一带转用作加管吸水烟器（water pipe）有关。[13]用作储水的烟座军持叫 kalian，奶状流嘴短肥。后期土耳其水烟器叫 nargileh，最后进入印度莫卧儿帝国贵族（Mughal）圈子，亦称为水烟器，叫 hukah。
净水瓶本为佛教僧人在法事中洒净水（lustral water）辟邪﹑祈求庇佑，或洁净法器与揩抹佛像之用器。残唐五代入宋的八棱秘色净水瓶就是著名器例。明清军持不一样，它在北方的河北，南方的闽粤﹑江西一带烧制，很多是外贸瓷，器型按需求烧制。譬如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出土一只双角弯出如新月﹑中间管状壶嘴的明代青花军持，上面加镶马来银器护件于角上及壶嘴，明显为马来﹑印度尼西亚群岛伊斯兰教徒定制，并受印度双角铜瓶风格影响。[14]
元明瓜楞深褐带花军持
宋代沉船迪化外贸白瓷军持
宋明军持另一种器型特征为敞口长颈圆腹，有凸弦纹，饶富汉意。最容易辨识的标志为肩腹间有一斜斜向上的管状直流（long，slender spout），流的笔直形状与18世纪清代出口贸易瓷西式藤柄茶壶所谓的“子弹流”（bullet spout）很相似，行家一看，便即心中有数。可惜目前流传的东南亚出土或海捞宋元民窑军持，以宋代德化印花白瓷或刻花褐釉瓷为多，亦有残损褪色，烧造粗糙，难入雅堂。但在中国景德镇官窑出土的明永乐白瓷长嘴军持及宣德青花长嘴军持，有如蓝天白云，风采俊雅，雍容秀丽，不掩国色，不可同日而语。[15]
清代藏传佛教法器盛行，乾隆年间便有五彩缤纷的釉上或釉下彩转型长弯细流军持，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布兰律治收藏”（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的四只长弯细流彩釉军持，便是长直细流军持的转型。
长弯细流彩釉军持
明清军持，也是目前收藏流传最广的军持，细嘴，窄颈，圆胖球身，球身涨出一道肥短奶状流嘴（mammiform spouts），俗称奶子瓶，极是传神漂亮。尤其洪武年间能烧出的釉里红军持更是稀品，万中无一，惹人喜爱。阔叶缠枝牡丹釉里红军持是一大类，分别藏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艺术博物馆（Seattle Art Museum）﹑丹麦哥本哈根工艺美术博物馆（Kunstindustrimuseet，Copenhagen）及中国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更拥有三件构图不同的阔叶缠枝牡丹釉里红军持。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有釉里红的平扁菊纹军持，法国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收有莲纹军持，纹饰图案真是白里透红，艳色无边。汪庆正先生指出以上牡丹﹑平扁菊纹及莲纹釉里红军持已代表了三种主要纹饰。[16]但早在2000年6月苏富比，2008年5月佳士得，分别拍出两个梅竹茶花釉里红军持，据苏玫瑰（Rosemary Scott）称，目前与此壶纹饰相同者仅一件，为沙可乐医生（Arthur M．Sackler）所藏，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仅有茶花为纹饰，并无梅竹。如此一来，釉里红军持应有四种主要纹饰了。[17](www.xing528.com)
明洪武釉里红莲纹军持
明洪武釉里红菊纹军持
明洪武釉里红丰叶缠枝牡丹军持
明洪武釉里红梅竹茶花军持
青花军持亮丽亦不遑多让，因也是青花外贸瓷，图案经常出现克拉克（kraak）的分屏风貌。日本伊万里及柿右卫门皆生产军持。1978年4月“东南亚陶瓷学会”（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Society）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Singapore）合作展出“中国青花瓷”特藏，让人得见全豹，并可借比较得悉青花军持由明到清的造型演变。基本上后期宣德﹑万历军持奶子状的短流，已明显涨大为球茎型流（bulbous spout），但流口极细，水道窄而出水细。[18]宋代宋庠有一首祈雨七律《春季开无畏灵塔祈雨至夏初霶洽》，内有四句：“春晦西峰雁塔开，香云清梵彻昭回。初疑咒钵降龙出，终似军持注水来。”可见雨并非倾盆大雨，大意谓最初以为有如被咒语关在钵盂的蟠龙释出，大施云雨；可惜雨势终是像军持注水那般，细水长流。
其实军持形体由宗教器具进化为普通水器，在明末清初已见端倪，其明显特征在于延伸瓶颈，以便握持。台北鸿禧美术馆曾藏所谓由明入清“过渡期”（transitional type）的一只“崇祯青花人物荸荠瓶”，其特征就是瓶颈延长，并在颈上部加小球茎圈，目的就是在颈腹之间创造空间，以便执持倾水。虽不若军持肩部出短流，然用时执颈而倾已显而易见。
清代康熙青花军持更自僧而俗，水﹑酒壶兼用，奶流转小，出嘴变大，浅斟低酌，又是另一番旖旎风光。本来军持就是如水注一般的盛水器，水自流中出，或自器口出，均可。自唐代始，诗人以军持水器入诗就有后蜀太妃徐氏的一首《和题丹景山至德寺》：
明万历青花军持
丹景山头宿梵宫，玉轮金辂驻虚空。军持无水注寒碧，兰若有花开晚红。武士尽排青嶂下，内人皆在讲筵中。我家帝子传王业，积善终期四海同。
太妃率众夜宿成都西北近郊至德寺，寺在彭州市的丹景山，牡丹特盛，与洛阳﹑菏泽齐名。夜歇梵宫，一轮明月，荫影绿叶，寒碧浥翠，不需军持盛水，离人里五百弓之处清静修道的兰若寺院，也有嫣红牡丹开在夜里。
清初龙泉青釉军持
唐诗人贾岛（779—843）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元和六年（811）在洛阳谒韩愈，以诗得韩赏识，遂还俗，然屡举进士不第，一生苦吟。开成五年（840），贾岛迁普州（今四川安岳），任司仓参军，曾访出家师侄鉴玄，听他倚坐青石讲《维摩经》。维摩居士僧俗并兼，正合贾岛心意。遂写有《访鉴玄师侄》七言绝诗一首：
维摩青石讲初休，缘访亲宗到普州。我有军持凭弟子，岳阳溪里汲寒流。
岳阳溪在普州城内，贾岛诗中的弟子与军持，大概就是小小参军为官普州的一片禅心了。
【注释】
[1]“Kundi”、“Kundika”条目，见Soothill & Hodous：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中英佛学辞典》），高雄：佛光出版社。有关东南亚据梵文对军持不同称号及资料，参考Khoo Joo Ee，Kendi：Pouring Vessel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olle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Singapore，1991，及Sumarah Adhyatman：Kendi：Traditional Drinking Water Container，Himpunan Keraik，Indonesia，1987二书。
[2]刘渤：《刍议外销瓷中的军持和净瓶》，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p.266。
[3]T．Volker：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Leiden：E.J．Brill，1971，p.19．并见两款军持图示28、29于该书后页图版XV、XVI。Volker 亦提到军持与印度、中东的水烟壶kookah（kuhah）或 nargileh 相似，可能军持受水烟瓷壶造型影响。水烟壶“narghili”或“nargileh”为波斯语，见R.L．Hobson：A Guide to the Islamic Pottery of the Near East，London：British Museum，1932，pp.72，73，Fig.89。
[4]法显：《佛国记》，吴玉贵释译，《中国佛教经典宝藏》100，台湾佛光山宗务委员会印行，1999，p.264。法显生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因而书内称赴天竺为弘始元年岁在己亥，弘始为后秦姚兴年号，元年即等于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见上书注释4，p.30。
[5]十八物为杨枝、澡豆、三衣、瓶、砵、坐具、锡杖、香炉、漉水囊、毛巾、刀子、火燧、镊子、绳床、经、律、佛像、菩萨像。
[6]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华涛释译，《中国佛教经典宝藏》93，台湾佛光山宗务委员会印行，1999，p.60。
[7]《晋唐瓷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1，香港：商务印务馆，1996，p.169。
[8]参见William Willets：Chinese Art，New York：George Braziller，Inc，1958，vol.1，p.356，footnote no．2。论文为A．Coomaraswamy and F．Kershaw：“A Chinese Buddhist water vessel and its Indian prototype”，Artibus Asiae，Dresden，vol.iii（1928-1929），pp.122-141。Ananda Coomaraswamy为早期印度佛教学者，著有Elements of Buddhist Icon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
[9]同上，Willets，vol.2，p.468-469。
[10]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第十七国，台北：三民书局，1998，p.487.
[11]此类白定净瓶有多个，分别出土于静志寺及净众院。参见Robert L．Thorp：Sons of Heaven—Imperial Arts of China，Son of Heaven Press，Seattle，1988，pp．148，149，该书内之“白定刻花如意纹龙首净瓶”，出土自静志寺。此寺共出土七件北宋净瓶，一为鎏金器，一件为施铜绿釉，另五件为定窑白瓷，此净瓶即五件之一。净众院出土定器则为“白定刻花莲瓣纹龙首凈瓶”，见Sonya S．Lee（李琛妍）：Surviving Nirvana—Death of the Buddha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pp.245-248．李氏称谓据净众院出土文物报告，分放在不同金属或陶制大箱子内的“圣物”（relics）竟有一百多千克，其中供奉在石箱上的一系列定窑瓷瓶，正中就放着这只“白定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亦藏有同款白瓷净瓶，直接称为“君稚迦”水器（water vessel，kundika），可见这类净水瓶，在博物馆亦归类入军持类。惟其纹饰简洁，并无刻花，只饰弦纹，短流直口，不见吐舌小龙，应是唐代风格。见Wu Tung，Earth Transformed—Chinese Ceramics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2001，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p.58。
[12]Khoo Joo Ee：Kendi，Pouring Vessel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olle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Singapore，1991．p.1.
[13]Christiaan J.A．Jorg & Michael Flecker：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The Hallstrom Excavation，Chicago：Oriental Art，2001，p.74.
[14]同上，p.9，10，此双角新月瓶彩图取自注7（该书p.111），该书称此瓶为“明初青花缠枝番莲元宝形执壶”。
[15]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图版26，台北，1998，p.32
[16]Serene Pleasure—The Jinglexuan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Seattle Art Museum，2001，p.16.
[17]Rosemary Scott：“A Highly Important 14th Century Underglaze Copper-red Kendi”，A Highly Important Early Ming Copper-red Decorated Ewer，Kendi，Christie's Tuesday 27 May，2008，p.11.
[18]S.T．Yeo & Jean Martin：compiled，Chinese Blue & White Ceramics，Arts Orientalis，Singapore，1978，p.132．由此可见，军持发展至中晚明，已因不同的宗教用途或社会功能而产生不同大小的流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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