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日军为了扩大侵略战争,企图打通中国的邕龙线进入越南。这样,邕龙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又一次成为沦陷区,沿邕龙线的县城乡镇一片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一情况,爱店支部组织了教师、青年、学生40多人参加青年武装抗日救国宣传队,活动在峙浪、思陵、蒙包等地开展,同时还请从十九路军退役的排长梁廷光负责军事训练,准备抗击日军的进犯,展开了保卫家乡的抗日救国运动。
日军第三次占领邕龙线后,黄友生领导组织抗日宣传队深入峙浪、思陵等一带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宣传队有黄明、王玉英、施芝华等10人。到了1944年底,林中回到爱店直接领导发动爱店青年抗日,在宣传队的基础上组织了有40多人30支步枪和3挺机枪的爱店青年抗日救国队,并集中进行近两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林中和黄友生分别讲政治和游击战,同时请抗战初期国民党退役军官梁廷光为军事教员,主要讲班、排战斗和武器使用。
1945年春节前,林中和黄祖才从越南回到爱店。经爱店党支部研究决定,组织爱店青年武装抗日救国宣传队开展以下活动:继续发动爱店青年,动员本街有枪支的人献出枪支,组织抗日游击队;黄欧和施芝华、项伯衡等到思乐去联系戚汉仁(国民党板棍乡特编队队长),动员他沿公路发动群众抗日;黄友生在峙浪乡争取黄煜珍(国民党峙浪乡长兼自卫队队长)到明江沿河一带打游击;争取、教育本街土匪古子宽、黄金华改邪归正,共同抗日。
1944年底,项伯衡、黄欧、施芝华等到思乐县与地方武装戚汉仁部队开展工作;由黄友生领导爱店青年武装抗日救国宣传队,做峙浪乡长兼自卫队队长黄煜珍的工作。爱店党支部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抗日战争的需要,就如何开展、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决定由黄友生和黄明发动和组织爱店小学教师、青年和学生近30人搞军事操练,借出本街两挺轻机枪学习操练,由黄友生带队巡逻放哨。当时,大家的武装抗日情绪很高。为了抗日,黄友生亲自去找黄煜珍。黄煜珍说:如能在本街组织成立一个中队,并配一挺轻机枪,就可以报请县当局委任中队长。
然而,事情遭到地主豪绅的反对,黄友生他们改变计划,成立“抗日政治工作队”,在明江以南的长桥、峙浪乡一带搞抗日宣传活动。1945年3、4月间,撤退到北宁乡的国民党明江县当局设立“河南行政办事处”,恢复其在明江以南的管辖。地下党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地方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动员民众加入武装自卫抗日斗争,经研究决定,把爱店青年武装抗日救国宣传队改为“明江河南抗日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由黄友生担任队长。宣传队吸收了明江县城附近乡村的爱国青年参加,在明江以南的东安、长桥、峙浪和明江以北的西靖、北宁一带活动,发动人民群众武装自卫抗日。
1944年7、8月,日军占领思乐县城,国民党思乐县当局撤到九特,县长李文雄召集退伍军官戚汉仁组建了一支抗日自卫大队,有200多人枪,任戚汉仁为大队长。党组织动员和戚汉仁关系较好的爱店青年黄金华、梁廷秀等20多人前往参加,并派党员黄欧、项伯衡、施芝华等人到抗日自卫大队工作。项伯衡、黄欧和施芝华被任命为政工干事。抗日自卫大队组建之初称为思乐抗日自卫第三大队,在思乐、板棍、那陶、垌中、九特、那堪等乡村开展活动。国民党思乐县当局知道在明江县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对项伯衡等人产生了怀疑,县长李文雄就亲自叫他们来问话,结果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才肯罢休。(www.xing528.com)
日本侵略军第三次由越南入侵思明地区,国民党思乐县长率领政府职员逃到边远山区去。日军即在全县各地恢复日伪政权,招纳汉奸走狗,组织“维持会”“救济会”,以伪会长代替当地的县、乡、村长。汉奸们仗势欺人,当卖国贼、亡国奴。1945年6月,抗日自卫大队接到情报:有一小队日本兵途经板棍到叫隘一带“扫荡”。抗日自卫大队派政工队执行伏击任务。经过研究,由施芝华率领部分政工队队员和一小队自卫队队员在板棍至念便必经之路的浦下地段伏击。后因汉奸做向导带日军到别的村去了,导致政工队伏击失败。
半个月后,政工队转移到那堪乡搞宣传救亡活动,经群众告发,得知当地有一个汉奸恶行累累,民愤极大。政工队研究后上报大队批准,要铲除这几个民族败类,并把任务交给施芝华和古忠林等人去完成。
处决了汉奸后,思明地区的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宣传队,抗击日本侵略军。日军撤入越南时,施芝华、项伯衡等组织政工队从那楠、九特、那堪赶到公路沿线,在三叉田一带追击日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为强化其在沿边地区的统治,宣布解散了抗日自卫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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