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超越：认识与定性在中西传统建筑审美文化中的比较

前文我们已经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的情感体认方式及对艺术的审美欣赏影响，知道了中国的审美是要最后体悟到一种韵外之致；西方人的审美除了获得精神上的快感之外，其最后要达到是认清审美对象的本质意义，其显示出来的最终倾向是认识型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化是一种实体文化，要求在审美时对审美对象加以明确的意义定性。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我们看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每一事物是某事物，比方说：‘这就是那个事物’。”^[11]虽然在近代，康德把审美划入不确定的概念，但是实体文化又要求必须获得该事物的意义定性，审美欣赏才算获得了对象。

定性意味着标准的引入。怎样才算正确地认识了对象，获得了对象的本质，西方美学史在艺术作品的审美上主要有五种：

古典主义方式。17 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文学思潮是古典主义(Classicism)。它形成于17 世纪中叶的法国，然而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前一个世纪的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早已兴起一种崇尚古代希腊罗马的风气。这种方式明晰地规定了美的法则：结构上讲究“三一律”，即指的是一个剧本只写单一的故事情节，剧中的戏剧行动应发生在同一个地点和一天24 小时之内；人物类型化，即古典主义作家只追求人物的“普遍人性”，把个别性格特征看作主人公生来就具有的固定特性，忽视了环境与生活经历对人物性格变化的决定作用，在作品中就显得人物性格比较单一；以理性的精神反映自然，表现人性。要以理性去处理个人与国家利益、家庭义务和荣誉观念的矛盾，因而私情或情欲只能放在第二位。人们从作品中体会到符合这些规则，于是就获得了作品的本质。这类似于中国的绘画六法，但六法之首“气韵生动”只能靠体悟，古典主义规则却是可以明白地讲出来，给以定性。

作者方式。这在西方传记批评中突出表现出来，其代表人物是圣佩韦。该方式讲究要欣赏一部作品，必须熟悉作品的作者，知晓了作者的家庭出身环境、身体情况、经济状况、气质性格、经历遭遇，对作品也就定性了。这类似于中国的文如其人，但中国的文如其人主要在人之气与作品之气的联系，是难以形求的，传记批评却一板一眼，证据一目了然。

环境方式。这在环境批评中表现出来，丹纳是其代表性人物。要理解一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必须知晓该作品所产生的环境与种族。古希腊雕塑的静穆与伟大，只有从爱琴海的地理环境和希腊民族的一般精神去理解。这似乎类似于中国的知人论世，然而中国的“世”主要是历史的治乱兴衰，所谓治世、乱世、盛世、末世之根本在于气象，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亦在气象，不能精确定位。(www.xing528.com)

形式方式。这在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中典型地表现出来。作品与一切外在的东西无关，作品的内在意义就在作品的形式本身，在作品的字、词、句、段、节奏、音步、韵律、色彩、结构、情节、题材之中。只要你用放大镜一般的眼光去细读作品的每一个字，注意每一个词的意义，洞悉词句之间的一切微妙的张力关系，发现作品中的隐喻、含混、反讽、象征，你就能认识作品的意义。这似乎类似中国古人的炼字炼句，作品的张力也似乎类似于气韵。然而新批评的细读就是为了认识清楚和给以定性。

精神分析方式。精神分析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在于作品表面的字句、情节和结构，而在于隐藏在表层现象下面的东西。精神分析美学又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是弗洛伊德派，他们从表层现象中寻找人物的无意识动机，如从哈姆雷特的犹豫中发掘出他内心深处的恋母情结；一派是荣格派，他们从表层现象中寻找人类从原始时期一直绵延下来的原始意象。总之，找出了深层的东西，作品的本质和意义就得到了确定。

西方的认识和定性，或是像新批评那样从作品内部寻找出本质，似乎类似作品的神情气韵和境内之景，或是像古典主义、传记批评、环境批评那样从作品之外去寻找根据，似乎类似于景外之景。但关键在于，西方是认识的而非体悟的，它要得到的是一种确定的最后本质，这样就能显出一种不断否定的历史路线。蒙娜丽莎的微笑被人不断解释，对哈姆雷特的犹豫，各有各的说法。与此相对照，中国的体悟方式一旦悟出就成定论，似乎千古不变，难以推翻。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谢灵运的“出水芙蓉”一直为人们所叹服。没有人想要否定它，因为它既得其神韵，又不着边际，你没法否定它。当然，如果你想把它定性化，用几条几款来定性解释何谓“豪放飘逸”，你这几条就有被否定的危险，但豪放飘逸本身是无此危险的。

然而，西方的认识和定性既展示了一种不断否定的热闹场面，又显出不断深入的超越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