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心与养生：传统建筑审美比较

无论是对艺术欣赏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还是对审美对象不可名言的内质的品味和对意境的韵外之致的体悟，都是主体在观、在味、在悟，不管是审美主体在外物的感兴之下所产生的内心情感活动，还是审美主体积极主动的品味和揣摩以及主体之心的呵护和滋润。因此，中国人很重视对心的理解和照顾，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对物，可谓是科学文化，中国文化主要是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6]

正如中国人把宇宙看成一个整体一样，中国人也把“心”看成一个和情感、思维、判断、意志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而不是身体单独的一个器官。钱穆先生说：“中国人言学多主其和合会通处，西方人言学多言其分别隔离处，如言心，西方人指人身胸部，主血液流行之心房言。头部之脑，则主知觉与记忆，中国人言心，则既在胸部，亦不在头部，乃指全身生活之和合会通处，乃一抽象名词。”^[7]钱先生此言却是道出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但也有未尽之处。说来可笑的是，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思维、判断是头脑的问题，中国古人却把思维、判断问题归于心，因为在古人看来，心为五脏之首，《黄帝内经》云：“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淮南子》也说：“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肢，流行血气。”“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这就是说“心”不仅成为维持人的自然生命的决定性器官，而且也是人的精神生命的发源地，是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融合。

中国文化很重视对“心”的滋养和教化。儒家的孔子可以说是开中国心学之滥觞，他提出人天生就有仁心，就有爱心，并把这种仁心、爱心界定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社会和睦的基础与核心，所以孔子的仁心是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和睦的社群社会。另外，“心”又是涉及“情”和“欲”的，“情”当然有自然之情和社会之情，自然之情是人天生之情，如高兴则笑，疼则就哭，但儒家却把这种自然之情加以理性化，用礼法加以限制和约束，使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成为一种理性化的情感，也就是一种社会之情。儒家很重视这种社会之情，用礼来节情，使得情理和谐统一，用温柔敦厚的文学艺术来滋润人心，使得人心变得和谐平衡。“欲”也是人心所生的，人有欲望才能推动人类和社会的发展，“食色，性也”儒家也认识到这一点，但孔子却对人的这些欲望进行规范，使其具有社会性，从而区别于动物的兽性。总之，孔子很重视人的天生善心，又用礼乐对其进行理性化的规范和滋润，期望达到人的心理的和谐与平衡，进而塑造出“文质彬彬君子”形象。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心学，把孔子的仁心说成是人的天生本性，提出性善说。孟子不同于孔子的地方是他区分了感官之乐与心之乐的高下贵贱，认为人体分为眼耳鼻舌身心六种，眼有美色的欲求，耳有美声的欲求，鼻有香味的欲求，舌有美味的欲求，身有安逸的欲求，心有仁义的欲求。孟子认为眼耳鼻舌身对色声味的追求和心对仁义的追求都是人天生的本性，这样孟子就把孔子的仁心提高到人的本性的高度。只是他认为眼耳鼻舌身对色声味的追求是一种感官的快适，而心对仁义的追求则是一种精神的愉悦。他认为精神的愉悦要高于感官的欲求，因为“体有贵贱，有大小”(《孟子·告子上》)。心是大体，为贵，眼耳鼻舌身是小体，为贱，这样虽然眼耳鼻舌身心同为人性之乐，但心悦仁义的快乐当然要高于诸感官的快乐。孟子认为人的感官快乐和精神快乐都应该“兼所爱”“兼所养”，但人们追求感官享乐往往损害精神快乐，这时就要舍弃感官享乐而勇敢地选择仁义之乐：“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样孟子就高扬了仁义之乐而贬低了感官之乐。

孟子认为仁义之乐虽然高于感官之乐，但往往人们追求感官之乐而蔽于仁义之乐，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所以人就要进行养心。如何养心? 那就要“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但人要真正做到清心寡欲不容易，而多欲又会妨碍人养心，怎么办? 孟子提出了一种“养气说”。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首先，孟子的“气”“至大至刚”很有力量，如果不加以损害，用正气加以培养它，任何东西都没法阻挡它，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其次，这个“气”要“配义与道”，就是气要和义与道相结合，否则就丧失了，也就是说“气”是一种伦理道德力量。可见，孟子的“浩然之气”仍然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他强调为人要有正义感、道德感，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不懈，对自己，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对地位比较高的人，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孟子·尽心下》)；总之，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孟子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自己操守，不畏地位、权贵，视功名利禄为粪土的精神，是中国古代优秀士人的气概。相较于孔子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形象，孟子的君子则是锋芒毕露、英气勃发、咄咄逼人的大丈夫形象。(www.xing528.com)

从孔子具有“文质彬彬”的君子到孟子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大丈夫，儒家对人心的道德塑造由静态到动态、由弱到强，越来越强烈。如果说孔子还只是追求人心的和谐与平衡的静态状态，而孟子则以“气有浩然”的道德力量使人心充满至大至刚的动态。孔子的人格只是要人们安分守礼，由孝到忠，己立而立人，勿犯上作乱，不要求大，只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孟子的人格则是胸怀仁义、大力凛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道家之心是一人之心，它反对儒家的礼法约束而追求自然之心，本真之心、婴儿之心，为达此心，道家提出养生。道家认为养生就要养心，而养心就要节制过度的情欲，因为过度的情欲会使人精神颓废，毁坏人的身心健康，让人成为一种病态心理，庄子认为：“将盈耆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庄子·杂篇·徐无鬼》)道家还认为过度的情欲毁坏人的认知能力，指出：“嗜欲充溢，目不见色，耳不闻声。(《管子·心术上》)”“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问也。”“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游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因此，道家主张少私寡欲，老子要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教导人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怠”，要“甘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庄子则告诫人们情绪不要为物欲所动，“物物而不物于物”。

佛教和中国化的禅宗更是提出以心为本，重视养心。佛家认为人心本清净，只是受到外界各种物欲与情欲的诱惑才导致心性妄动迷乱，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忧愁与烦恼，甚至疾病缠身。因此，佛教养心重在修行定性，参禅打坐，也就是所谓的“禅定”。何谓禅定? 禅宗六祖慧能曾说“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外禅内定，故名禅定”，也就是说禅定就是“静虑”，就是要排除心中的一切杂念和欲望，使心平静。佛家把禅定作为养心的主要手段，具体就是要用“以念止念”“以心止心”的方式来增强人内心的生命控制和调节运动能力，也就是修炼者要在虚静的心态下静数呼吸，专心致志，排除一切杂念，不妄作想，久而久之，身心内明，求得欢愉宁静平和的心境，进入“禅定”的境界，即“入定”。

另外，佛家和禅宗还注重德性的修养，认为“自渡渡人”乃至“普渡众生”，乐行善施，众善奉行并且行善不求回报，不贪名利。做到真诚行善，由此便能得到精神和心理上的慰藉和满足。佛家主张“长养慈心，勿伤物命”(弘一大师李叔同语)，“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要求人们不仅对人行善，即使对幼弱的动物也不要伤害，目的是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因为救助他人和一切生灵是大仁大爱的表现。施仁者怀有这样的慈悲情怀，不但可以做到胸怀开朗、乐观，与他人共同享受仁爱与欢乐，同时也可以节制自己的私欲，远离各种尘世烦恼，不作妄想，不致扰乱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因为平衡了心的境界，内心保持宁静，就会返回人的本性，见到佛性，进而达到神清气爽之妙境，有益身心健康，延年益寿。可见，佛家的“以德养性”最终是为养心、养神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