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思维：整体、直观、运动性

从太极图以及由太极图演化而来的八卦图和五行相生相克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是素朴的辩证的和谐思维，中和原则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无论是阴阳的转化，还是万事万物的相生相克，都必须以中和原则作为出发点，把握好“度”，不能过头，也不能不到，以最终达到和谐圆满为目标。它具有整体性、直观性、和谐的运动性等特点。

第一，把宇宙看成一个圆形，这是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立象以尽意”的直观、顿悟的把握，符合原始先民对世界的观察方式。直观当然有直接观察而得出外物图形之意，但主要是直接达到事物的本质，不需要语言、逻辑、推理等中间环节。这也是我们从太极图看到的宇宙万物虽然纷繁复杂，但太极图思维不受万物干扰，把万物归为阴阳二气来审视，这种删繁就简的观照方式，使得中国人在考察对象时，侧重于把握对象的共同规律，从形而上的层面上来思考事物的进程。像古人就把宇宙的本质看成太极，太极图就是中国的天道：一个无穷循环的圆。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阴阳，阴阳相互转化就形成宇宙的万事万物，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这个道理。这些用科学的语言、逻辑推理是不能解释清楚的，也是没法解释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道”就是不可言传的，也是无形的；但是道又在物中，“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它又是可闻、可触、可言传的，但又不可视、不可触、不可言传的，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无状之物，无物之象”。可见，“道”的这些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的统一的特征，不是能用科学的语言和逻辑推理就能解释清楚的，而只能靠直观与体验才能把握。中国古代很多概念都没有明确的定义，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只能靠人们的直觉去领会和体悟。像孔子的“言不尽意”，老子的“道”、庄子的“心斋”“坐忘”“得意忘言”“游心”等，禅宗的“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等，这些都是强调靠直观体悟直达根源本质。直观悟性思维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人的灵感，强调人的超越，有时能有一些原创性的发现，但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造成含义的不能确定和混乱。还有像《易经·系辞上》明确指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圣人立象以尽意。”很明显，古人先有“象”才能尽意。“象”有“物象”和“卦象”之分，物象纷繁复杂、千差万别，意义也是千差万别，但古人要从这纷繁复杂、千差万别的物象中得出根源性的、本质性的东西，于是古人把象看成圆形，只是因为古人认为这些纷繁复杂、千差万别的物象都在宇宙之中，而宇宙就像一个圆形的穹窿，宇宙之中有天、地、山、泽、风、雷、水、火八种最基本的物象，而万事万物都是这八种基本的物象相摩相荡、相生相克而产生的。古人又把这八种不同的事物分别用不同的符号表示，这些符号就是卦象。“立象以尽意”的“象”就是卦象，由这些卦象而得出的意，就是直观、顿悟的结果。

第二，中国古人把天、地、人看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从整体的角度综合来观察和处理宇宙万物。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虽说后人对这个“一”有不同的解释，但这个“一”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混沌未分的宇宙却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庄子也从主体与客体不分的角度阐释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整体论。儒家的孔子则以人心之和，推及人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天下之和，也是把“天人合一”作为追求的目标和最高的理想，所以他常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孟子也从“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而得出“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这样就可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把“天”人格化，降低了天的神秘性、恐惧性和威严性，以人和主动地迎合天和，又以天和来约束人和，实现了天人合一。六祖慧能曰：“佛法是不二之法”“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坛经》)，还主张“性在身心存”“佛是自性作”(《坛经》)。可见，禅宗无论是对对象的始源性的统一性的把握，还是佛我一体、主客不分的思维模式都是表达和再现了对象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正如高清海指出的：“西方讲求‘知物’，以‘有’(存在的‘实在性’)为起始；中国讲求‘悟道’，以‘无’(生命的‘生成性’) 为开端。知物，是为了满足生命、实现价值；悟道，是为了圆满生命、完善人格。知物需要用‘眼’去看；悟道需要用‘心’体认。用眼看(观)，是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的分离为前提；用心体认(悟) 则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的融通一体为基点。这就是它们的思想分野，中西哲学迥然不同的思维特质和理论风格便是由此形成的。”^[1]实际上，中华民族把天、地、人当作一个整体的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中医治病就比较重视一体性思维方式，而不是像西医治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把人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出发来治病，有利于治病的根本，但这种整体性思维却也忽视了分析性思维，不能对事物进行精确的观察和分析。军事上，中国人也是从整体和全局来认识和制定军事战争的地位和作战的原则。在地位上，中国人认识到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不重视。所谓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就是这个道理。战争，不单纯是军事行为，只有全面考虑到了政治、天时、地势、将领、制度五个方面的利弊得失，才能判定战争的胜败。进行战争和制定作战原则，要从“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这个战争的总体特点出发来制定具体的战略战术等。可见，中国军事谋略也是从整体性思维来进行的，要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www.xing528.com)

第三，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考察事物发展的过程，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僵死的、静止不动的，而是有生命的，富于变化的。我们从太极图中已经看出，阴阳转化，万物层生，转化不息，生命不止。因此，中国人看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有机的，而生命在于运动，在于动态的变化，一切事物都要经历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停息的渐变过程。而每一次的变化，到了极点就要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也就是“物极必反”，即“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淮南子·泰族》)。中国人从大量的观察中发现，万事万物都在发展演变，且都以事物两极的相互转变为依据，无论是心性、人我、物我、天地、宇宙，抑或是聚散、动静、生灭、消长、虚实、刚柔、奇正、劳逸等都可视为终始的范畴。每一对范畴两极互为否定的形式，但都不是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互为前提和证明，所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周敦颐《太极图说》)。中国人在这种动态的变化规律中，认为任何事物和规律都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相对的，变动的。这种相对性和变动性使得对立双方具有向心的凝聚力，就像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我们从太极图所体现出的整体性、直观性和运动变化性的思维特征中，不难看出这种整体性思维是以阴阳立象生成万物类比言说方式，阴阳相生相成生生不息的辩证运动，是传统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