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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然观的形成:和谐与超越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西方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开始于古罗马帝国时期。因此,古罗马人对自然的认识在于把自然当做供人役使、为人服务的对象,同时在对这种自然改造的过程中推进实用技术的发展。从征服者的民族中心场所出发,他们驱使异族,同大自然竞争。罗马人征服了异族,“崇高”的人也把外在的、宏伟的自然当做竞争的对象。文艺复兴人性论的变化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西方自然观的形成:和谐与超越

实际上,在古希腊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一种和谐关系。英国著名哲学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中说:“雅典卫城是一座壮丽的小山,山前有卫城正门,还有巴特农神殿的朴素的美给它锦上添花”;[2]沙里宁在《形式的探索》中指出:如果近代唯美主义者张开眼睛,他们会发现“希腊人在从事建筑布局时,很注意周围的自然景色,以便使大自然的形式与人为的形式,彼此和谐协调”[3]。勒·柯布西耶也指出:“在卫城上希腊人建造了一些生气勃勃的神庙,他们唯一的想法是把它们周围的荒凉景色,组织到整个构图中去。”[4]可见,古希腊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在一起,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与古希腊当时盛行泛神论有关。泛神论又称多神教,它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一个认识阶段:人们认为气象万千的大自然在生生不息的运转中从各方面影响着人类生存,人们对此感到恐惧、敬畏,由此产生了原始自然崇拜,并发展成力图通过某种方式借助自然力的巫术宗教

泛神论的产生与盛行是与当时生产力的不发达未导致科学的认识有关。人们对影响人类生命的各种自然事物和现象视为神圣的,认为在各种自然事物和现象背后有一种不可捉摸的、让人恐惧和敬畏的神灵在支配人类的命运。因此,早期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敬畏和恐惧压住了人类独立思考的意志,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各种人类心灵中幻化出来的自然神掌控了人类的命运,像古希腊神话史诗中就有很多这方面的描写。古希腊的泛神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神圣化,不同的自然力可以赐福于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不可抗拒的灾难,这要取决于人类是否在生存活动中与自然保持一致,或通过某种方式同自然神意达成谅解。麦克哈格在论及泛神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就说过:“泛神论者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神一般的属性: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神圣的。……在这种关系中,既不存在非自然范畴,也没有浪漫主义和多愁善感的色彩。”[5]也就是说,泛神论把神视为自然存在的本身,并以一种非常“神圣”的态度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泛神论宗教的存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谢林说:“在荷马诗歌中,没有超自然的力量,因为希腊的神是自然的一部分。”[6]因而,在希腊的泛神论里的神,是直接融合在自然环境中,具有注重人与自然一体关系的可贵意识。

那么,希腊泛神论思潮中的自然并不是纯然外在于人的自然,各种自然事物和丰富的自然现象及其所蕴含的自然力和人一样都有生命的性质,没有本质差别。它们奉行的是神人一体性。就像雷电宙斯海洋是波塞冬,太阳是阿波罗,火是赫淮斯托斯,酒是狄奥尼索斯,人类的智慧是雅典娜,爱是阿芙罗蒂特,战争是阿瑞斯等。希腊人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与神联系起来,甚至把自己的思维、情感和活动也视为自然神性存在的一部分,并通过神来表达。

可见,在古希腊泛神论中的自然观下,人与自然对立和抗争中突出人,还没成为左右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力量,特别是面对生存环境方面,仍以亲和与借助自然为主。

西方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开始于罗马帝国时期。拉丁人通过野蛮的军事扩张建立了强大的罗马帝国,具有征服者的强权意识。他们羡慕并学习古希腊文化,但又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那就是崇尚科学实用,忽略哲学思辨。因此,古罗马人对自然的认识在于把自然当做供人役使、为人服务的对象,同时在对这种自然改造的过程中推进实用技术的发展。

古罗马人为了统治侵略扩张并以此建立的欧亚非的大帝国,就需要以自我为中心的场所围合。从征服者的民族中心场所出发,他们驱使异族,同大自然竞争。古罗马的建筑艺术神庙和大型公共建筑表达着罗马人的场所和人力的无比恢宏。

当然,拉丁人也有着泛神论的宗教。我们知道,罗马在同古希腊文明接触中逐渐把自己的神同奥林匹亚诸神对应起来,如罗马的朱屁特、朱诺和明纳尔瓦分别相当于希腊的宙斯、赫拉和雅典娜等。但是,早期的罗马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小城邦国家,初步认识自然中产生的原始神话不像希腊人那样海阔天空,没有对多样自然形态的丰富幻想。在异族包围中求安定,拉丁民族面对自然、利用自然力的意识,更欲寻求一个安定的生存场所。这个中心的安定生存场所是由“一个地方守护神”来守卫,这个地方守护神是守卫这个中心的,并且用这个中心以及与此相关的交叉轴来控制周围空间,不像希腊众神代表多样化的自然景观。就如舒尔茨在《西方建筑的意义》中所说的:“在罗马祭祀圣地的时候,先知坐在中央,手拿法杖。他用两条轴线通过中央,把周围分做前后左右四个领域。这个划分不是随意的,而是代表基本方位。”[7]古罗马城就是依照这样的原则建立起来。传说公元前753 年罗慕洛在台伯河畔建立罗马城时,就依据了这种方式:人们“首先挖了一个坑,每个该城的未来居民象征性地拥有了安家的土地。然后把坑填平,上面放上祭坛。最后划出建城墙的范围……罗马城就是这样建立的”[8]

罗马人强调以中心来征服四夷,所以罗马人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自己内部的、有序的,以罗马城、意大利和遍及各地的罗马式营寨为代表;一个是外部的、混乱的、异族人生活的区域。罗马人征服了异族,“崇高”的人也把外在的、宏伟的自然当做竞争的对象。一种普遍的对立关系,在人类利用自然和同外部自然的竞争中产生了。(www.xing528.com)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高扬人文主义精神,彰显人的权利、知识、财富、荣誉等,中世纪长达1000 年的笼罩在人们头上的宗教迷雾逐渐散去,以人取代了神,从新的角度逐渐确立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类的热情赞美与恶毒诅咒同在,近乎疯狂的欢乐与近乎疯狂的悲哀并存,对人间伊甸园的精心建构与对人间地狱的冷酷描绘交织,对教会神圣的亵渎与诚挚的忏悔融会。这是在信仰断裂时期——旧的信仰在衰落,新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理性尚未成熟——人性的全景式展开。精力横溢是这一时代的特征。莎士比亚说:“我就是我。”

文艺复兴人性论的变化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人们获得了精神自由,对自然美产生了有别于过去时代的体验。古希腊时代,自从毕达哥拉斯提出数的和谐以来,西方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流派在美学上都承认美是客观的,存在于自然世界之中。人们认为美不是丰富多彩的大自然本身,而是从自然本身中发现的抽象形式与和谐法则。在古希腊时期,由于盛行泛神论,神话为自然景色幻化出各种有血有肉的神灵,蕴含着自然美,但对自然的体会更多的是关于神性化的含义。希腊普华和罗马的田园意识,使得人们为了追求生活的安宁与奢华而爱恋身边的自然。而基督教的反人为艺术,也造成了基督教从赞美上帝的角度欣赏自然,但宗教观的本质却阻碍了这种审美的发展。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精神解放促使人们能够深入地考察自然面貌,对地理和动植物的兴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彼特拉克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地理学家,他不仅绘制了第一张意大利地图,还游历各地,准备写一部地理巨著。他曾“由于突然看到一处令人难忘的风景而受到感动”,也留下了“以嵯峨秀美,肥沃惊人著称的山陵”[9]的风景描写。还有对植物的了解方面,丹皮尔的《科学史》指出:中世纪宗教曾肤浅地认为,“植物的叶的形态或花的颜色是造物者给这种植物指定用途的标志”,在实用之外,植物的美是象征神意的。文艺复兴发挥出人类求知欲和占有欲,扩大了对有关植物的认识。搜集各种各样的植物,并研究它们的性状和形态,成为许多人的乐趣。在美狄奇家族加里吉别墅,“几乎是一个无数不同花草树木的标准的植物园”[10]。阿尔伯蒂在《论建筑》中专门辟有专章,讲述利用各种植物造景的方法。

文艺复兴是在突出人的生活享受的基础上发现了自然美,如彼特拉克曾写道:“我是多么快乐地在山林间,在河流泉水间,在书籍和最伟大的人物才华间,孤独自由地呼吸着……”[11]大诗人但丁也描写了大自然的美景对现实人生的影响,他写道:“不仅用一些有力的诗句唤醒我们对清晨的新鲜空气和远洋上颤动着光辉或者暴风雨袭击下的森林的壮观有所感受,而且他可能只是为了远眺景色而攀登高峰——自古以来,他或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12]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古希腊罗马时期一样仍然需要一个安定的与大自然分开的安全场所,所以,当代西方有学者认为,西方人“随着文艺复兴,与自然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尽管自然还是有敌意的和不能完全被拥抱的,但它可以像透过一个窗口那样被观望”[13]。实际上,这个与大自然分开的安定自然场所还是以人为活动中心去改造大自然、观望与欣赏大自然的。如在此时期大量的别墅园中,人们从天然环境中获取的自然事物,被当做人为艺术美的素材——装饰性素材。人们将小溪、山冈、植被等用一种努力地几何加工改变其本来面貌,使其符合环境的规整原则。人为的这种创作使园林中的一切不再体现自然状态下的关系,甚至象征关系,以人力与天然相对立,以抽象的理性法则同感觉中的自然景色相对立,真正的自然之美在这里失落了。相反,一个人所统治的场所,可以立足于此来安全地享受自然美的场所,对天然素材做人工加工的几何样式的世界出现了。这也就预示着人们更加努力地以人工的几何形式来改造自然、征服世界时代的来临。

这一时期的建筑主要关注建筑的形式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大多继承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建筑形式美理论,认为美在于抽象的宇宙秩序而不在于自然本身的多样化。舒尔茨就说过:“文艺复兴的人相信有序的宇宙,就像他的中世纪前辈一样,但他对秩序概念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不是把他的场所置于神的王国来获得存在的安全感,而是以数的语言来设想宇宙。”[14]可见,古希腊罗马时期建立在以“数”的和谐基础之上的形式美被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所继承。所以,此时的建筑造型几乎都把几何的规则强加于它周围的自然,使得园林环境成为人类主宰的殿堂的一部分。如法国勒诺特式的巨大园林使植被、水流构成一座室外宫殿,明确地表达着人占有和统治了自然的一部分。这种人对自然征服的园林形式扩展至整个欧洲,成为人们利用自然要素来造就艺术性环境美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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