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自然观的不同：自然环境与宇宙观之差异

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的观念，即对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认识，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建筑中的自然观指设计中所体现的关于自然的理念和审美标准，尤其表现在园林建筑上。造园思想的核心是人们的自然观，不同的自然观念会形成不同的园林体系和审美风格。

既然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的观念、理解，那么就应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什么是“自然”，二是如何理解自然(也就是观念)。其中“自然”也有两个不同范围的解释：一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客观世界，是具体的、客观的；二是把自然作为抽象把握，是抽象的、主观的。对“自然”的理解和“自然观”的形成，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之上的。

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客观世界，也就是自然环境，中西方自然环境的不同，形成对自然的态度也不同。

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那里有充足的水源、广阔的平原和肥沃的上地，为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这就使得中国古人不必外求即可以获得生存和发展。同时中华民族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受天气的影响十分明显，风调雨顺，嘉生繁祉，生活就安定欢乐，否则，就灾害滋生。因此，靠天吃饭也就成为农耕文明的一个主要特点，人们祈求天、顺从天也就和祈盼自己的幸福联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南部，它东临茫茫的太平洋，西北面多为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而西南面则为险峻的青藏高原。这种一面临水，其他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有相当开阔的地理环境，造成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内陆活动为上的生活方式相对平稳而安全，无需过多地像海上生活那样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去与自然抗争。人们只是使自己顺应自然，就可以生存。陆上生活相对安稳使中国人产生了对安定的肯定和对“静”的追求，也形成了他们温和好静的性格。但是，陆上生活也使人的冒险精神难以伸展，使人由追求安全而滋生出逃避风险的心理。一方面，人的潜能受到压制，依附心理得到滋长。另一方面，生活在陆上的人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却必须更注意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

而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爱琴海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和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有多达400 多个岛屿。古希腊是一个半岛，希腊半岛三面环海，周围有良好的港湾。同时，爱琴海地区多山脉，群山如同屏障，把陆地分隔成无数小块地区；在崇山峻岭的环抱中，无处可寻如亚洲大河流域地区那种可供耕种的平原沃野；农耕生产受到极大限制，希腊的雅典连粮食都不能自给。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必须利用有利的航海条件来发展海上贸易，以航海为主的生活方式使海洋民族的活动地域扩大，眼界相对开阔，极易接受不同地区的文化，生活富有冒险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二者之间的冲突；在人生看法上，突出人对自然的征服。这种观念使“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失去了根基，也避免了从人出发来臆断自然。海上生活更多地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比陆上生活所受人际关系方面的约束要少。在海上，自主精神比团结精神更重要，人们更多地需要用个人的智慧、胆识和技能去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而不可能过多地依赖他人。这样，人的个性、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发展，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独立的追求。当然，海洋民族的团结精神和整体意识也较为逊色。

把“自然”作为抽象的把握，从哲学层面上讲，都是形而上的理解。但由于中西宇宙观的不同造成了东方人对自然的亲和，西方人对自然的征服。^[1]

决定中国文化宇宙观的是道、无、理、气等一系列概念，这四个概念是相通的。就中国自身而言，道，是核心；无，表明道的形而上特征，它不是具体的事物，“道可道，非常道”；“道”不是具体的事物，但具体的事物乃至整个大千世界又是因为它才成为这样；气，就说明了“道”的生成运转变化；这种生成运转变化是有规律的，因而是理。和西方宇宙观相比，中国宇宙观“无”的特征就异常突出。无，在先秦就因其对道的根本特征之一的强调而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二十一章》)。这个恍惚之道就是“无”。“天下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在魏晋玄学中，“无”堂皇地登上了哲学本体论的王座。佛学的“空”也给“无”以有力的支持。必须强调的是，在与西方宇宙观的比较中，“无”是作为道、无、理、气一体化的中国宇宙观这一整体提出来的。(www.xing528.com)

中国的无之能生有，在于无的广大无限空间充满着生化创造功能的气。气化流行，衍生万物。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草木、飞禽走兽，悠悠万物，皆由气生。人为万物之灵，亦享天地之气而生。气之凝聚形成实体，也就是“有”；实体之气散则物亡，也就是无。有、无，实体和虚空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都归于气，是气的两种形态，有无相反相成，虚实相宜相生。正是有无的永恒转化，构成中国气的宇宙生生不息的运动，正是气的运动，演出万物竞萌、此起彼伏、生气勃勃的万千气象。

在气的宇宙中，无是根本，是永恒的气。无是有的本源，又是有的归宿，有(实体) 则是暂时的、有限的，而且在本质上是与无、气连在一起并由之决定的。这种有无相生的气的宇宙决定了中国人对宇宙整体认识特点在于：实体和虚空不能分离，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物质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中充满气，气的把握得靠人的经验和体悟而不能依靠分析和试验。还有，物体之气来自宇宙之气，对物体之气的认识必须依赖对宇宙之气的认识。这些造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是以气的观点去看的。他们认为人和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是相通的，是有感应的。

西方文化的宇宙观和Being (有，存在)、God (上帝)、idea(理念)、matter (物质)、substance (实体)、logos (逻各斯) 等概念相关。在中国“无”的对照下，西方的“有”的特点也格外突出。西方人认识宇宙，是从认识存在(有) 开始的。他们把具体事物作为宇宙的本体，但是具体事物不再是它自身，而是具体事物的存在本身，即只有超越了具体事物的存在，才是永恒的，才是本体，这就把具体事物存在变成了绝对理念的存在。这正是西方人企图通过具体的事物为宇宙的同一性来追求最终的、永恒的、明晰的、带科学性质的答案，都含有实体性。例如，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哲学家们在看待自然时注重一种“本原”的探求，像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限者”，阿那克西米尼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气”，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等等。当然这些水、无限、气、火等都不是在今天科学意义上理解的，他们认为这些自然的东西都具有灵性甚至灵魂，具有生机和活力，因而他们作为“本原”才能衍生出整个世界。这实际上是从个体来理解，认识整体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滥觞，同时也是人不能实现超自然的早期阶段则以人格化的神秘力量即上帝主宰自然界的开始。像毕达哥拉斯把“数”、柏拉图把“理念”、德谟克利特把“原子”等都神灵化，用它们来说明万物变化的原因。这种趋势在中世纪得到持续发展，中世纪的上帝是世间万事万物的主宰者，人和自然都是上帝的产物，都是上帝的奴仆。人和自然取得了平等的地位，这也表明了人对自然的分离和对立。

西方人在追求宇宙本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有而不是无，是实体而不是虚空。如果说，世界是由有与无、实体和虚空这两部分组成的，那么，当人只看重有、实体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有与无、实体与虚空的关系就决定了，世界的基本模式也被决定了。这种宇宙模式决定了实体和虚空是分离的，西方人在实体与虚空合一的宇宙中只重实体，因此西方人在认识实体的时候，就可以把实体和虚空分开，从虚空中独立出来进行认识。由此必然会走向形式逻辑和试验。实体必是人所认识的，是已知的；虚空是未知的，超越了人的认识水平，必给人一种压迫感，但同时又给人一种征服欲。实体与虚空这一内容决定了西方文化在对立中前进的性质。

西方人在文化的创造中把实体从虚空中分离出来，造成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对立，越是深入的认识客体，就越感到宇宙整体的虚幻不可捉摸，而越是这样，就越对自然加以更加人工化的改造。

综上所述，从对“自然”作为客观的外部环境和对“自然”的抽象分析，可以得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和自然是一种和谐相依的关系，而西方人对自然是一种征服改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