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筑的“体量”凸显建筑的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礼”
的确,由于这礼乐精神的影响,才使得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建筑礼的功用,那么建筑怎样去实现这一功用呢? 那就是要有“贵贱有等”的规定:“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诸侯台门”(《礼记·礼器》)。文中的“大”“高”以及“量”均指的是体量。体量从来就是建筑艺术中重要的建筑语言,建筑艺术与其他艺术在感染方式上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建筑有其无可比拟的巨大体量。上古的人们,对于天高地厚、昼明夜晦、星辰转移、旱荒洪水、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表现出敬畏与崇拜,他们从自然界的这些客观现象中感受到了超人的巨大体量,并施之于建筑行为中,化体量为尊崇高,所以,体量便成为建筑艺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感情传递形式。因此,建筑中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礼”首先就反映在建筑的有等级的量上,即所谓的“非壮丽无以重威”(《史记·高祖本记》)。儒家从凸显建筑体现社会伦理等级尊卑秩序的精神功能出发而崇尚“大壮”之美,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周易·象传》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者,阳刚、威武、雄大、壮美之谓也。这一思想放大到建筑,就是作为主要类型的宫殿、都城、坛庙、陵寝,虽朝代更替,京都变迁,但尚“大”之风,却一脉相承。这种“大”,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的群体组合上。“群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灵魂。”[8]从古代都城、宫殿、坛庙、寺观、陵寝,到皇家园林以至民居的组群建筑,中国建筑对群体组合可谓情有独钟。在设计布局上特别重视群体组合的有机构成和端方正直,着意于构筑群体组织有序的建筑之美。从群体到单体,从整体到局部,都十分注重尺度、体量的合理搭配,讲究空间程度的巧妙组合,营构出一种和谐圆融之美,使组群既能在远观时给人以整体性的恢弘气势和魄力,又能在近观时予人以局部的审美情趣与亲和感。
我们都知道,我国古代建筑的主流是宫殿与寺庙,而又以宫殿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宫,就是房屋的通称。《易·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古时不论贵贱,住房都可称宫。秦汉以后,宫专指帝王所居的房屋,也有称宗庙、佛寺、道观为宫的。殿,古时称高大的房屋为殿。《汉书·黄霸传》颜师古注:“古者屋之高严,通乎为殿……”后特指帝王所居及朝会之所或供神佛之处为殿。
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皇宫总是以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建筑形体,来加强和象征帝王权力。它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形式体现了礼制性建筑的要求,表现了帝王权威的精神感染作用。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群,就形制可分为“前朝后寝”的格局。“前朝”,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朔望朝会,召见群臣与外国使节,接受百官朝贺的地方,是皇权的象征。所以,这一部分尤其要显示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威势。历代宫殿建筑都是依据这种设计思想,把经营的重点放在这一部分。朝的布局在周代就有所谓“三朝五门”制度。“三朝者,一曰外朝,用于决国之大政;二曰治朝,王及群工治事之地;三曰内朝,亦称路寝,图宗人嘉事之所也。五门之制,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又云毕门。”[9]“三朝五门制”,所形成的纵向排列的朝见序列,是古代宫殿建筑中最高级别的建筑制度,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它使宫殿建筑成为最受尊崇、最宏大和成就最高的类型,形成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程式化特点,表现出雄伟壮丽、神圣威严的气势。“后寝”是帝王生活区,其规模远小于前朝。“前朝后寝”制也是应礼制而设。再者,中国建筑一向以木结构为本位,受材料的尺度和力学性能的限制,与西方从很早就得以广泛采用并获得充分发展的石结构相比,单体建筑的体量不能太大,体型不能很复杂。为了表达宫殿的尊崇壮丽,很早以来,中国就发展了群体构图的概念:建筑群横向生长,占据很大一片面积,通过多样化的院落方式,把建筑群中的各构图因素有机组织起来,以各单体的烘托对比,院庭的流通变化,庭院空间和建筑实体之间虚实互映,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来达到量的壮丽和形的丰富,从而渲染出很强的气氛,给人以深刻感受。在此,以我国历史上几个重要时期为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秦汉时期,宫殿建筑前朝部分的最主要大殿称为前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一座大殿,不唯体量高大,空间宏阔,竟可以叱咤河山,足可以见其气势的宏放。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可见阿房宫确为当时非常宏大的建筑群。汉之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二十五”,[10]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史记·高祖本记》)的大汉风范,又何其壮阔!
隋唐都城长安,东西9721 米,南北8651.7 米,其面积84.10平方千米,乃古代世界帝都之冠,不可谓不大,一幅天下太平的大唐气象被勾画得淋漓尽致。而隋唐以来的宫殿,都是仿照《周礼》的三朝制度,将前朝分为大朝、日朝、常朝三部分,以数进门殿院落沿着宫城的中轴线,层层推进,成为整个宫殿建筑群的核心。例如,唐代的大明宫的建筑构造是以丹凤门—含元殿(外朝)—宣政殿(中朝)—紫宸殿(内朝) 为中轴线,构成二个空间(即外朝、中朝及内朝)。大明宫中轴线,对应太极宫、承天门 (外朝)—太极殿(中朝)—两仪殿(内朝) 的中轴线,其来源于《周礼》外朝—中朝—内朝三朝制的理念。
明清时期,宫城的紫禁城规模已远远不能与汉唐鼎盛时期的巨大宫殿同日而语了,但也基本上附会了“三朝五门”的礼制来布置。紫禁城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附会三朝,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一系列纵深排列用以划分系列空间的门则附会“五门”制。那么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家是如何来凸显紫禁城前朝的尊贵地位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在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中是处于整个城市中轴线的核心位置,而由三大殿所构成的前朝部分更是整个中轴线核心的核心,虽然旧日的三大朝已演化为三大殿,坐落在同一高大的台基上,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同样可以感受到帝王宫殿所特有的那种威严、壮丽的艺术气氛。像大殿的巨大体量,它和层台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立体构图,以及金黄色琉璃瓦、红墙和白台,使它显得异常庄重和稳定,这是“礼”的体现。“礼辨异”,强调区别君臣尊卑的等级秩序。同时,又在庄重严肃之中蕴含着平和、宁静和壮阔,寓含着“乐”的精神。“乐统同”,强调社会的统一协同,也规范着天子应该躬行“爱人”之“仁”。在这里既要显现天子的尊严,又要体现天子的宽仁厚泽,还要通过壮阔和隆重来张扬被皇帝统治的这个伟大帝国的气概。艺术家通过这些本来毫无感情色彩的砖瓦木石,和在本质上并不具有指事状物功能的建筑及其组合,把如此复杂精微的思想意识,抽象但却十分明确地宣扬出来了。(www.xing528.com)
当然这种艺术成就的取得,也和由大清门经千步廊、天安门、端门到午门的长达1300 米的变化丰富的前导空间序列的烘托有极大的关系。这种手法,正是借助了古代宫殿建筑特有的艺术效果,使其更加雄伟、壮观。宫殿、宅邸、坛庙、陵寝等建筑组群,历来都有明确的礼仪的要求,至明清多已形成定制,衍为程式化的布局格式。传统建筑意匠顺理成章,将一进进的院落沿着纵深中轴排列成严整的序列,通过对建筑造型和庭院空间的型制规格、尺度大小、主从关系、前后次序、抑扬对比等方面的精心组织,将严密的礼制规矩,演绎为严谨的空间序列。《礼记》中设想的天子五门,在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中,表现为从大明(清) 门到太和门,由主次分明的六个闭合空间构成的脉络清晰、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时空交响曲。
进入大明(清) 门,两侧的千步廊夹峙出一个狭长逼仄的空间,到天安门前扩展为宽阔的横向广场,空间对比相当强烈;晶莹的汉白玉勾栏,与暗红的门楼基座、金碧辉煌的门楼,色彩对比十分鲜明,形成第一个高潮。天安门与端门之间是一个方形的小庭院,空间感觉顿为收敛;过端门之后呈现一个纵深而封闭的空间,尽端是森严肃杀的午门,“其效果是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11]形成第二个高潮。午门和太和门之间是一个横向的大庭院,空间感觉舒展开阔。进入太和门,尺度巨大、规格严整的殿前广场与巍峨壮丽、形制至尊的太和殿,交相辉映,营造出至高无上的恢宏气度,形成第三个高潮。由此可以看出,整个紫禁城的规划就是以空间序列的大小变化和建筑体量的合理搭配来表现儒家的礼乐文化。
(二) 中国古建筑中的“数量”表达“礼制”思想
中国传统建筑和西方古建筑一样都是理性的表达。这种理性表达不是西方的比例,而是表现为“律”,即“数”的等差变化所构成的和谐与秩序,如房屋的进深、台基以至门窗的格式花样、装饰图案的用量等都有数的等差规则可循,而这些规则又直接表示出各类不同等级所使用的建筑等级差别,建筑的数的和谐被赋予了“礼”的规范内容。在居室建筑中,早在先秦就制定了等级制度:“天子之堂高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二尺。”[12]住宅的条文也更具体: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二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庶民庐舍不过二间五架且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明代尊卑有序的原理更加细致入微:“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13]“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14]从建筑等级制度的具体规定方式看来,有尊卑差别的建筑体系是靠对帝王以下各阶层的人等所占有的建筑规模和样式加以限定来保证的。人们在这种严格的等级秩序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有序的秩序美,这是“乐”的表现。
当然,这种礼乐实用观念不仅仅表现在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量”上,也反映在我国传统民居的等级秩序中,现以北京明清时期的四合院为例来分析。
北京明清时期的四合院是我国民居的典型代表。它分为前、后两院,两院之间由中门相通。前院用作门房、客房、客厅,后院非请勿入。其中,位于住宅中轴线上的堂屋,规模形式之华美,为全宅醒目之处。堂的左右耳房为长辈居室,厢房为晚辈居室。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遵循着“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事林广记》)的原则。如此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使得北京四合院以其强烈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空间安排,成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传统民居。而最为重要的是,这“尊卑有分,上下有等”的严格礼制规范,使得我国古代建筑从群体到单体,由造型到色彩,从室外铺陈设置到室内装饰摆设,都被赋予了秩序感,既所说的“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论篇》)。这种强烈的儒家礼制思想既规定了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又构成了封建社会建筑的等级秩序。而这种包含着社会的、伦理的、宗教的以及技术内容的秩序美,又大大加深了建筑美的深度和广度,使建筑更富壮丽。四合院体现了传统伦理观念中严肃冰冷的一面,但它又反映了温馨和乐的人情关系。所谓“天伦之乐”,四合院中追求的“四世同堂”是传统家庭大团圆的理想。四合院有效地培育了尊长爱幼、孝悌亲情的伦理美德。除此,中国建筑还通过院落空间尺度对比变化产生不同的气势或通过精雕细琢的彩画产生富丽堂皇的气氛,给人以享受和愉悦,它们所营造出的场面气氛,已超出了建筑本身对实用和技术的要求,目的也在于追求某种礼乐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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