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和谐文化特征简论

(1) 古希腊时代的“和谐美”主要侧重于微观的个体自身，以具体的物质形式的对称、比例、秩序为其特征，以毕达哥拉斯作为世界本原的“数”作为其哲学依据。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观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自然界就是和谐的数。在他们看来，宇宙就是各种数量关系的和谐系统。在自然界，所有能够被人类认识的事物都与数有关。

据资料记载，毕达哥拉斯在路过一个铁匠铺时，被铁锤击砧的声音的和谐所吸引，经过仔细观察揣摩，他发现了声音的不同源于铁锤重量的不同，即音的长短与铁锤的重量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他把这一思考放到琴弦做实验，又发现：琴弦越长，声音就越悠扬；震动的速度越快，声音就越高大。于是，他悟出了音乐的基本原理就是一种数量关系：音乐是由不同的音调(长短、轻重和高低等)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所组成，音乐就是一种音程与弦的频率的关系。这大概就是最早的音程学原理。

毕达哥拉斯学派把这一发现运用到对于雕刻、建筑等艺术的认识中去，认为艺术所展示的美也体现了一种合理的或理想的数量关系，美的本质就是和谐，即，“美是一定数量关系的和谐”。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适当的比例”，他们将和谐原则应用于研究艺术对人的影响，认为人的生命也是一种和谐，它与外界的和谐形成一种感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产生了快感，所以，人才爱美、欣赏艺术。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进一步认为，整个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都展示了数的和谐。他们认为，宇宙间的各个天体的组合也体现着数的和谐，各个天体间的距离有一定的数的比例，天体运行的快慢有一定的数的比率，如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是地球与月亮的距离的2 倍，金星则是3 倍，水星是4倍。他们认为，整个宇宙就构成了数的和谐，因此，天体和宇宙都产生于数。

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量比例所构成的和谐来思考宇宙和宇宙间的天体运动，这就使得他们关于宇宙的思考具有了美学的意味。

西方文化的和谐是强调部分(个体)，以部分(个体) 的实体性来形成整体的和谐。毕达哥拉斯派雕刻家波里克勒早就说过：艺术作品的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而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达·芬奇的著名绘画《最后的晚餐》，在画面中为了突出耶稣的形象，画家就把耶稣置于画面正中，两边各有六个他的门徒相对而立，这样就形成了以耶稣为中心，以十二门徒对称分布的一个和谐、对称的画面，为了突出耶稣的高大形象，画家用耶稣身后的窗户和仿佛以他为中心而散开的天花板的放射线条，从视角上给人以比他本身实体更高大的感受。拉斐尔的名画《柏拉图学院》要突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象也是采用的这一手法。为了不损害任何个体的实体性而达到整体的和谐，西方画家寻找着各种最美的人体姿势，表现各种意蕴的明暗手段，适于各种情欲的构图方式。重实体和形式、重光线和色彩、重比例和构图、重实在和力的样式……正是西方和谐由个体形成整体的艺术表现。

(2) 受西方古代重分析的科学主义理性分析传统的影响，西方古代的“和谐美”侧重的是客观自然，强调美与真的统一，主张“模仿说”“必然律”等。

西方古代文化一直重视科学的分析，期望从众多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以毕达哥拉斯为首的一些数学家、天文、物理学家组成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哲学、宗教、政治宗派。毕达哥拉斯的基本哲学观念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数”。因为万物都能用数去计算，所以认识世界就是认识支配世界的“数”。他认为数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则，整个天体就体现着一种数的和谐。(www.xing528.com)

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了艺术和美学。他们从数量比例关系上着力探寻艺术的形式美，得出“美是和谐统一”这一结论。

他们研究音乐，指出音乐的节奏及音调的高低是由一定的数量关系组成的，根据高低强弱的音调又将音乐分成刚柔两种风格，认为不同的音乐风格可以在听众中引起不同心理反应和性格变化，因此对人有不同的感染作用。

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在于一种“数的和谐”关系启发，柏拉图认为美的本质不是超验的“数”，而是一种“理念”。柏拉图认为，美分为美的现象和美的本质两部分，美的现象就是“美的事物”，它们是相对的、变化不居的，只有其背后的“美本身”才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他又认为，这个抽象的“美本身”不是从具体的“美的事物”中概括出来的，恰恰相反，具体的“美的事物”只是由于“分有”了这个“美本身”才会显得美。“美本身”就是一种理念。到了古罗马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他不仅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而且把最高的“理念”说成了“太一”，是“万物之父”。“太一”既然是万物之父，也毫无例外的是美之源泉。“因为任何一件美的东西都是后于它的，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就像日光从太阳派生出来的一样”^[16]。可见，普罗提诺的“太一”要比柏拉图的“理念”具有更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它还不是一种人造神。到了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那里，他就把柏拉图的“理念”和普罗提诺的“太一”上升为唯一的神——上帝，他说：“如果问我们在宗教上所信仰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必如希腊人所说的物理学家那样考问事物的本性；我们也无需唯恐基督教不知道自然界各种原素的力量和数目——诸如天体的进行，秩序及其亏蚀；天空的形状；动、植、山、川、泉、石的种类与本性；时间及空间的意义；风暴来临的预兆；以及哲学家所发现或以为发现了的其他千万事物……我们基督徒，不必追求别的，只要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能见的或不能见的一切物体，都是因创造主(他是唯一神) 的仁慈而受造，那就够了。宇宙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17]这样一来，美的本质问题便从形而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彻底变成了神学的附庸品。从而美的事物之所以美，不再是由于数目的体现，不再是由于理念的分有，也不再是由于太一的流溢，而是上帝一手创造的结果。

从毕达哥拉斯学派滥觞的从众多现象中力求寻找本原性的物质开始，西方的哲学家乐此不疲地从自然界中寻找事物的本原，像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等。这种自然哲学的探究实际上是西方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种探究，是西方文化在和谐美的原则上侧重客观自然，并从万千的自然现象中探究客观自然的本质(真)，强调的是美与真的统一。

鉴于西方古代文化侧重内在本质的科学探究，西方艺术在创作上也一直重视认识论范畴的“再现论”，创作过程成为物质对象的“再现”，即是对于对象的“摹仿”。柏拉图首次提出了“镜子说”，同时柏拉图也同亚里士多德与贺拉斯一样坚持艺术创作的“摹仿说”。这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中著名的关于“床”的理论，即所谓艺术世界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由此可以断言，古希腊的艺术创作论总体上是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内。

(3) 西方的和谐美主张人类对自然与社会持一种对立的态度，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分离，二元对立。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西方的文化发展，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一方面要求整一的形式，头、身、尾构成一个和谐整体，另一方面是悲剧主人公的反抗、争斗和毁灭。当然悲剧的根本特征是主人公的毁灭。在基督教文化里，基督教《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人，又造出伊甸园，然后又将人逐出伊甸园。人在自然中生活，自然作为人的对立面存在，以各种灾难作为上帝对人的惩罚。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现在。近代社会，霍布斯也是用对立面的斗争来论述社会的和谐：最初人与人像狼一样，然后在相互的斗争中，人与人之间形成明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契约。达尔文用对立面的斗争来论述自然界的和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黑格尔那里，对立面的斗争是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正、反、合，这就是宇宙发展所发出的和谐的脚步声。现代，法兰克福学派最根本的方法论就是：否定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