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世间性与超越性

中国传统文化不光具有伦理性和审美性，还具有世间性和超越性。我们上面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眼光停留在人间，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准则，就具有极强的世间性。它更重视人际关系，人世情感，极力以此际人生为目标，不力求来世的幸福，不希求神灵的拯救。而所谓“此际人生”不是指一个人的人生，而是一个群体——自家庭、国家、天下的人类，对于相信神灵世界的平民百姓来说，那个鬼神世界、虚幻空间也是属于人生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存在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消灾祛病、求子祈福而求神拜佛，请神占卜。

由于人们关注与人间现实，人们便重视人际关系，人世情感，感伤于生死无常，把生的意义寄托和归宿在人间，“于有限中见无限”，“既入世而求超脱”，所以人们就更加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也赋予自然以更强的情感肯定色彩：“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厚德载物”……用这种积极的情感肯定色彩来支持人生生存。由于强调世间性，所以中国文化很注重实际效用而轻遐思、幻想；重兼容并包(有用、有理便接受) 轻情感狂热(不执着于某一情绪、信仰或理念)。因此中国人很重视现实的实际效用，一切兼容并包都以满足自己的实际效用为目的。例如，中国人也信仰鬼神，但只是在自己大难临头、灾祸频频出现时才不得已求神拜佛，等到灾祸过去，大难消失，神、佛又被弃置一边，不闻不问。中国人也有宗教信仰，但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必须始终和现实人生紧密联系，一方面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能在中国存在，但这些宗教必须以不危及传统的王权为目标，否则会遭到王权的禁锢和压迫，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三武灭佛”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另外，这些宗教要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除了遵守王权，受王权约束之外，还要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精神，以满足中国人的现实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固守于现实的伦理政治，注重世间性的现实功用，还具有超越性，具有宗教的功能。李泽厚先生认为，“儒学不重奇迹、神秘，却并不排斥宗教信仰……它本身不是‘处世格言’、‘普通常识’，而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它执着追求人生意义，有对超道德、伦理的‘天地境界’的体认、追求和启悟。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儒学的这种品德和功能，可以成为人们(个体) 安身立命、精神皈依的归宿。它是没有人格神、没有魔法、奇迹的半宗教”。李泽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性把握得很到位，他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性不在虚幻的彼岸世界，而在现实的世间性。儒学的这种宗教性不是以人格性的上帝来管辖人的心灵，而主要通过以伦理—自然秩序为根本支柱构成意识形态和政教体制，来管辖人的身心活动。其特征之一便是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融成一体，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并提高到宇宙论(阴阳五行) 或本体论(心性) 的哲理高度来作为信仰。(www.xing528.com)

儒学的这种信仰不是让现实世界的人们信奉彼岸世界的人格性的上帝，而是以伦理道德作为个人内心的信仰、修养和情感，与作为社会外在行为、准则和制度融合为一体的人作为人们的崇拜对象和榜样来影响整个社会人们的信仰和关系、行为准则，因此“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修身为本”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直成为中国人信仰和遵从的标准。因此儒家崇拜的不是彼岸世界的人格性的上帝，而是现实世界的祖先，祖先的品德、功业等为后辈子孙所崇拜、所敬仰，而这些品德、功业是在现实的世间性中获得的，不是在彼岸的世界靠人们的幻想的人格神来获得。因此，中国人没有人格神，没有魔法，而只有现实中过世的祖先，或者是圣人先王的神秘化，就是有些靠人们幻想的神秘化的奇迹发生，那也是为了现实的实用目的。

儒学的个人内心的修养(内圣) 可以在山水优游之中、林中漫步之时成为个体对生活意义和人生境界的追求，从而成为宗教、哲学、艺术的创造，在此之中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儒学的社会性的外在行为(外王) 重视人际关系、群体和谐、社会理想以及情理统一，用教育感化、协商解决等方法来开辟某种未来性的途径，以实现和谐大同的未来社会愿景，从而给人一种前进的动力和对现实的不满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