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建筑审美文化核心比较：和谐与超越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性很强的文化，它偏于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常常以善为美，以“美善相乐”为其根本内涵。而在偏重于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中，则往往把自然与人的关系看作人性的、情感的、道德人格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象征着人品的高洁；苍松“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象征着人的坚贞不屈的精神；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都寓示着人品的高洁，所以“比德说”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的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偏于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文化，重视人的内心道德修养的完善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其根本内涵。孔子在建构一个人的现实世界中起到了继承性和开拓性的作用，其继承性是继承了周礼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以及血缘关系优先原则，开拓性是其以仁释礼，为外在的礼法约束找到了一个心理情感的基础。周礼是在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它一方面具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另一方面它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而具有原始人道主义和人情味。孔子就是周礼的维护者，他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吾从周”“梦见周公”等就反映了他对周礼的态度。孔子的开拓性贡献就是“以仁释礼”，为这种上下有等、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找到一种心理情感基础，因为“仁者，爱人”“亲亲，仁也”，就是说“仁”的基础含义应该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纽带，而“孝悌”是“仁”的根本，“孝”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所谓的“父慈子孝”就是如此，“悌”是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就是“兄友弟恭”。那么“孝悌”就从纵横两个方面把这种等级关系建立起来，“孝”必须是“父慈子孝”而不能反过来，父母在子女面前保持了一种绝对的权威，也就是父为子纲，两者是不平等的；同样“兄友弟恭”也不能反过来，兄也保持着对弟的绝对权威，同样夫为妻纲，丈夫保持着对妻子的绝对权威，同样这就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些关系之间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血缘而产生的亲情又使得这种绝对权威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降低了威严性、恐怖性，增加了亲和感。这就建立了一种爱有差等的和睦的家庭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儒家所谓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和谐秩序首先必须从人的自身道德修养完善开始，只有“文质彬彬的君子”才能治国平天下，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所以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儒家强调“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当然儒家强调修身是一种道德的完善，强调爱人之心，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这样人本身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儒家把这种家的爱有差等的和谐关系推及治国，把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关系推到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君臣之间就是一种父子关系，两者既保持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君为臣纲，但又要以君贤臣忠来中和这种等级关系，这样整个社会就建立一个上下左右、尊卑长幼之间的秩序、团结、互助、协调的和谐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没有独立性，个人的存在必须以遵守集体的秩序为标准，否则个人就会被集体所抛弃。可以看出，无论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是以德治家，以德治国，以德平天下，都必须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善，而这种善就是一种美。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美善相乐的文化，是一种伦理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文化。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包括道家、禅宗) 为主流、主干的传统审美文化塑造了人格的道德完善，建构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准则，从而从正面担当了中国历史的伦理、政治责任。但如果只着眼于儒家文化的伦理性，而不能注意到儒家文化的精神性，即审美性(当然这种审美性主要被道家所发挥)，就不能全面了解儒家文化，从而也不能全面了解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很注重仁心、政治、美学的统一，也就是说儒家很重视伦理性、政治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伦理的也就是政治的、审美的，审美的也是伦理的、政治的，三者是统一的。

儒家很重视“乐”，认为只有乐才能达到“神人以和”而产生最高的快乐，反过来，做任何事情，只有达到了最高的快乐，才算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秦伯》)，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乐在孔子的思想里就与最高的境界相连而具有审美的意义，所谓：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www.xing528.com)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被宋明理学所大力提倡的“孔颜乐处”的“乐”才具有审美的意义，这一点在《论述·述而》“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中有较充分的发挥。孔子让他的四个学生随便谈谈自己的理想抱负，但孔子所赞同的不是子路的治理千乘之国的政治功业，不是冉有的让人民都知文明礼貌的教化伟业，也不是公西华的把宗庙仪式搞得尽善尽美的专业之功，而是曾的暮春之游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境界不表现为具体地做事，也不固执于要做什么事，还是一种“游玩”的境界。有意思的是孔子的着眼点应该是士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风范，而不是这种“游玩”的自由境界，但事实上孔子却认同“游玩”的审美境界，却并不赞同功名富贵的伦理政治的世俗功业。究其原因，大概孔子在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之后理解了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的不易，只有融入自然，涤除各种诱惑和功名利禄之心，放飞自己的梦想，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的快乐。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也是体现仁者的宇宙胸怀，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孔子的“游玩”的自由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是靠崇拜鬼神在彼岸世界中获得，而是在现实的世俗世界中，超越一切的世俗羁绊，放松自己的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实现生活的审美化而获得。

老庄道家文化也是一种现实人生的文化，只不过这种人生不是儒家的伦理人生、政治人生，而是一种道的人生、虚静的人生、艺术的人生。老庄对“道”进行了虚无缥缈的、形而上的非科学的描述，认为“道”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道的人生也就是最高境界的人生，这种人生从大的方面而言就是宇宙的各安其位、各遵其序的和谐宇宙；从政治层面来讲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和谐政治；从社会层面而言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从自然层面而言就是“处物而不伤于物”的和谐自然，等等。但是这种道的人生不能如孔子那样建构了让现实中的人民能够可以遵守和施行的一整套伦理政治制度，而只能是通过体道的方式从生活中加以体认感悟来把握道，以便在精神上与“道”一致，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来安顿现实的生活。这方面被老庄所发展，老子对道的人生的把握，是通过思辨的方式展开，以建立由宇宙落向人生，而具有理论的、形而上的意义，庄子却紧紧抓住“技”的锻炼，在现实人生中去体认道，发现道的精神则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

当然我们现在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人生是一种艺术的人生、审美的人生，只是后人对其理论的概括和情感的体认。但是他们首次提出了“道”的概念以及体认道的方式，那么对“道”的概念，道家既有形而上的思辨，还有形而下的陈述。他们认为道是创造宇宙的基本动力，人是道所创造，所以道便成为人的根源性的本质；就人自身而言，他们先称为“德”，后称为“性”。从这方面来说，“道”和“艺术”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如果不随着他们形而上的思辨，而是从他们由修养的功夫所到达的人生境界来看，则他们所用的功夫，则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功夫；他们由功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而然地回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也可以这样说，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并且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于不识不知之中，曾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2]也就是说，庄子的道并不一定专门指向艺术，但从修养功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却契合了道的精神，而修养功夫本身的活动也契合了艺术活动。庄子在《庄子》一书中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庖丁解牛、梓庆造鐻、佝偻承蜩等，在这些例子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由“技”的锻炼到“道”的升华转变。如庖丁经过三年的解牛(技的锻炼，) 终于在三年之后游刃有余地解牛并获得艺术的享受。那么如何在技的锻炼过程中升华为道，从庖丁解牛来看，经过三年艰苦的解牛锻炼，庖丁再解牛的时候“未尝见全牛”，说明此时的他与牛的对立消失了，即是心与物对立的消解。不仅如此，此时的庖丁“以身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说明他的手与心的距离也消失了，技术对心的制约也消解了。于是庖丁的解牛就成了他的无所羁绊的纯粹的精神性游戏，他的精神由此得到了由技术的解放而来的自由感与充实感。可见，庖丁解牛的例子是庄子把道的精神落实到现实人生，在人生中实现的一个情境，也正是艺术精神在人生中具体呈现的情境。

如何把握庄子的艺术人生呢? 庄子认为只能靠“心斋”与“坐忘”的精神自由活动。所谓“心斋”就是“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也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所谓“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心斋”与“坐忘”就是“无己”和“丧我”，就是要排除一切生理所带来的欲望，使心不受欲望的奴役，使心从欲望的要挟中解放出来，达到一种精神的逍遥游。因此，体认道的精神自由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美的历程的观照，这种道的人生也就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艺术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