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与超越：江湖之远

人格的自我完善是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出发点，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是人格完善的手段，培养感性理性和谐一体的人性是人格完善的目标。孔孟的儒家特重视把人伦理化，即在感性与理性的和谐中侧重于人的社会性、理性，把人从神秘的原始巫术和夏商周时期的祀神拉回到人的现实中来，把视野聚焦于人性的塑造上，而人性塑造的理想形象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君子形象的出现是从原始之巫的神秘性和夏商周的王的政治性转变而来的，它是具有独立精神性的中国知识分子“士人”形象，是适应中国家国天下一体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首先具有掌握和传授知识的能力，具有教师的职能，这往往和“家”相连，国人所说的“诗书传家，书香门第”就是此意；另一方面还具有管理社会的才能，具有吏的职能，这和治国有关；其次具有一种超越家国的天下胸怀，这和宇宙统一。因此，君子的形象就和个人、家、国、天下、宇宙等各个方面相联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一个智能阶层。

儒家的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孔子认为君子必须要满足“文”和“质”两个条件，且文和质要和谐统一。“文”是以礼(政治规定) 为内容的美感形式，像人的言谈举止，“质”是伦理道德的内容，像尊卑贵贱、兄友弟恭和夫唱妇随等。孔子认为君子要有质有文，缺一不可，并且文质要和谐，否则质胜文则易于野俗，文胜质则流于虚饰。

第二，孔子的君子形象具有刚柔相济的特点。“刚”的一面彰显了君子的主动性和坚定性，一种敢为天下先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格操守。像“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等。“刚”的一面主要成为中国士人积极入世的世俗精神，面对民族危难的责任精神和人格刚强的个性精神，后为孟子发展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柔”的一面彰显了君子的安贫乐道，是一种面对乱世的求生方式，是文化意义上的道德纯洁。如：“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论语·述而》)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柔”的一面主要成为中国士人消极避世的生存方式，

这种“隐”“藏”“愚”的方法现在看来确实有点消极避世的意思，但面对乱世不可谓不是一种好的求生方式。孔子的伟大就在于把这种消极避世升华为被后来的宋儒所大力提倡的“孔颜乐处”：

(颜回)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www.xing528.com)

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人格的道德操守。安贫是一种态度，而乐道则是一种精神，一种具有宇宙胸怀的最高境界。只有“乐”才能让人生升华。

这种刚柔相济的“士”的形象，就是孟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第三，成为刚柔相济的君子，孔孟儒家非常重视礼乐教化。在礼乐教化中儒家一方面采用“以仁释礼”的手段，为外在行为的约束找到一个心理学的基础。儒家对人的塑造是采用“仁”和“礼”一内一外的方式进行的，礼法的外部约束可以说细致和广泛，包括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有严密的、明确的规定，这是人的理性化彰显的标志，是儒家的一大贡献。但礼法约束的严密和繁琐又使人的理性显得面目可憎，少了很多的人情味，孔子创造性地采取“以仁释礼”的方式，把外在礼法的约束变为人内心主动追求的行为方式，这又是孔子的聪明之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仁”的出发点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中介点是人的爱心，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爱的情感关系。“以仁释礼”就使外在的礼法有了心理学的基础，用人的爱心冲淡了外在礼法的严密和繁琐，给人的理性增加了感性的因素，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可以说孔子用感性融合了理性，“以仁释礼”就是中和精神的一种表现方式。这种“和”是把“礼”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以仁为核心和根本，先有仁后有礼，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仁是内容，礼是形式；内在与外在、内容与形式、仁与礼紧密结合，不可分割。“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即仁与礼一也，仁就是礼，礼就是仁，所以“一日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故仁与礼，一内一外，若相反而相成。”(《论语新解》)

另一方面，儒家很重视文学艺术对人的仁心的滋润和塑造，而文学艺术又以诗教或乐教为主。儒家的文艺观是一种和谐的文艺观，“和”是它的艺术美的最高追求。因此，儒家在文艺上强调“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强调以理节情，影响到文学审美上，就要求诗歌的感情不是如潮水般的汹涌澎湃，而应如款款的春风轻拂人面，如细细的春雨润物无声，造成诗歌含蓄、蕴藉、内敛的风格。孔子认为整个《诗经》都是和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以《诗》本身就具有温柔敦厚的道德境界，如果拿来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就能有助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高，而如果社会生活中的成员都具有了这种温柔敦厚的气质，那整个社会生活自然就会变得和谐有序了。再加上孔子“以仁释礼”，使外在行为具有心理学的内容，成为人的内心主动要求的行为。这样儒家的礼乐教化就成为以“治心”为核心的人的修养的主要手段，开创了中国审美文化心学的滥觞。儒家的“治心”是一种道德之心，无论是孔子的仁心，还是孟子的养气说，都是用道德的善来培养、完善人的心灵。

总体来说就是以“中和”或“中庸”的精神培养人的温柔敦厚、文质彬彬的和谐人性。具体来说内心就是“仁心”“爱心”，但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以礼节情，对外在行为来说就是“执两用中”，“过犹不及”，即无论做任何事都要把握事物的两个方面，全面观察、允执其中，以找到相互结合的平衡点，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平衡点在于适度，过犹不及，就是违背了“和”的精神。孔子把这种“和”“中庸”的精神和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君子讲团结、谦上、包容，但绝不苟同，决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搞小集团的利益，而小人恰恰相反。“和”“中庸”是一种至高至上、至广至大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就是一种至善。和的社会就是一种善的社会。

儒家重视人格的道德完善，以内心的情感让外在礼法的约束变为内心主动的追求，可以说儒家在人格修养方面着眼点还是在于“治心”，而文学艺术又成为“治心”的主要手段和主要工具，读书治心也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生活方式。另外，孔子的“吾与点也”的自由境界，彰显了他对身心放纵于山水之乐，以便获得一种“游”的快乐的向往和追求。这种“会心山水”之乐的“治心”方式对道家和禅宗影响巨大，以至于道家和禅宗，特别是道家干脆就把士人引向山水，在山水之中陶冶性情，把握宇宙，放飞梦想，实现生命的价值。具体来说，老子提出“虚其心”就是剔除心中的各种欲念和杂念(如害人之心)，使心处于一种虚静状态。庄子的“游心”也是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遨游，是一种内视自省、心驰神往的精神自由活动，要涤除肢体、欲望，以生命的律动和情感的体验感悟着宇宙的精神，无概念却暗含着规律，无目的却符合着目的，必然的活动却能达到自由的审美境界。庄子的“庖丁解牛”“梓庆造”等，在物质的实践活动中悟道，这种得道的境界，已是掌握了规律而又超越了规律的审美自由境界。道家在大自然中放飞自己的心灵，使得天下万物与我唯一，心灵得以完全的逍遥游。禅宗的“平常心是道”强调一种经过艰苦修行之后的顿悟和直观体验，主张主客本无二，身与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