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校勘记》勘误及对阮《校勘记》的参考探讨

杨青华

阮元嘉庆南昌府学刻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是一个较为精审且流传甚广的本子。但该本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所采用底本非宋十行本，而是元刻明修补本^[1]。此本虽说较明代诸刻本尚早且善，但也质量不高。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之时，许多于《毛诗注疏》有重要校勘价值的相关文献大多藏在海外。比如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现存于日本武田氏杏雨书屋^[2]。该本刻于南宋绍兴九年，是现存最早的单疏本^[3]，而且后世的注疏合刻本的《疏》文部分大多以此本为底本。而真正的十行本《毛诗注疏》则现藏于日本足利学校，为日本国宝，此本亦是阮刻底本十行本的祖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与文献校勘价值。由朱杰人、李慧玲整理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毛诗注疏》(以下简称“上古本”)之底本就是宋十行本。而宋刻本《毛诗要义》是宋代大儒魏了翁摘录当时的《毛诗注疏》之经、注、笺、疏而成，由其子魏克愚刻于徽州紫阳书院。由于它刊刻时间早，所用底本精善，历来学者对其校勘价值均有认识，阮元自己亦认为其于校勘有重要价值^[4]。但当时宋刻本《毛诗要义》为私家所藏，阮元未能得见，所以未能参用。宋刻本《毛诗要义》近代流散至日本，今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编纂之时，《要义》从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影印而来，国内方得见。(www.xing528.com)

笔者采用南宋单疏本、足利十行本、宋刊《毛诗要义》与阮《校勘记》进行比勘，发现其错误有45^[5]条。另外，由于缺乏相关文献依据，《校勘记》作者有些条目只列异同，而未能做出案断。我们根据足利学校所藏十行本《毛诗注疏》、南宋单疏本《毛诗正义》、宋刻本《毛诗要义》可对其进行补证，此种情况有12条^[6]。这一数量虽于数目庞大的阮《毛诗注疏校勘记》而言不足道。但是见微知著，我们在整理十三经注疏之时，对于阮元《校勘记》的采用要保持谨慎。现就笔者所及，兹列于下，以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