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研究总第66卷：各本体例的差异与排版样式

体例，乃是编者对所编对象的基本认识与工作的基本准则。姚永朴《史学研究法》云：“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指体裁);二曰例(指类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观居士文集之各种传本，其体例因编辑者的不同，亦存在一定的差异。

“遗著”类有十册本与十一册本二种。其十一册本，即依上述所言十一册之顺序编辑排印。十册本则是按上述一至十册之顺序编排，唯《阐教编》有目无文而已。此二本之最大差异在于十册本于卷首、卷尾以及相关文章之后均有编者跋语，或交代编辑原委，如卷首目录后跋云：“以上均居士手著。尚有居士手辑《大藏辑要》一千数百卷……及其他编会经论，均别行。丁巳夏，编者识。”又《评小粟栖阳驳阴资辩》(《阐教编》)之“阅教典须一一销归自性……所学即属无益”后跋云：“谨案，此条评本未录，兹依手稿增入。编者识。”或记录刊刻资助者情况，如《佛教初学课本》结尾处有“石埭胡惠时施龙银四十八圆刊板”字样。这些原编者的跋语，在重印的十一册本中则基本上被删去殆尽。

在编排次序上，十册本与十一册本完全一致，已如上述，但整理本于此均作了较大的调整。“全集”除将底本第一册中的篇章尽数收录于附录外，其他篇目顺序皆依次按照遗著的十册本顺序排版。“文集”、“文库”、“文汇”则对底本篇目排序有一定的调整。如将底本排在第二、三篇的《佛教初学课本》及其注释文字与《十宗略说》移到到第一、二两篇的位置。“文汇”将《等不等观杂录》排在第四篇，将《阐教编》排在经典发隐之前等等。显然，整理者将《佛教初学课本》及其注释文字与《十宗略说》的排序位置进行迁移，自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样处理可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由浅及深的入门脉络。作为一本普及读本，让读者读懂是第一要务。《佛教初学课本》自叙有云：“《释教三字经》者，明季吹万老人效世俗训蒙之书而作也”(《佛教初学课本·自叙》)。我们都知道《三字经》三字为句，朗朗上口，近千年来一直都是国人最好的启蒙读物之一，而《佛教初学课本》作为“释教三字经”，更是我们接触佛学知识最简单、最直接的第一本书，能使读者简单而快速地了解佛教的基本概况。《初学课本》中，对“十宗”进行了简单的罗列，而紧跟其后的《十宗略说》正是对此作详细阐释。《十宗略说》，主要因日本凝然上人的《八宗纲要》对于初学者而言比较晦涩难懂，居士为“求其简而易晓”(《十宗略说·序》)，故而重作，以便更好的开启初学者之识见(《佛学书目表》)。

其于附录，各整理本亦有不同：《杨仁山集》无附录。“全集”附录收有《杨居士塔铭》(沈曾植)、《杨仁山居士别传》(张尔田)、《杨文会传》(金天翩)、《杨仁山居士事略》(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欧阳渐)、《杨氏分家笔据》、《杨仁山先生年谱》(沈彭龄)、《杨仁山居士遗著总目跋》、《等不等观杂录跋》、《阐教编跋》、《曾纪泽日记(八十二则)》、《忘山庐日记(三则)》、《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与汪康年梁启超书》(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四首)》(谭嗣同)、《谭嗣同传(摘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摘录)》(梁启超)、《与刘三书》(苏曼殊)、《关于为杨仁山先生立传的意见(摘录)》(何逸林)、《中国佛教史(摘录)》(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二则)》(蒋维乔)、《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赵朴初)、《有关在日本举行的杨文会居士追悼会之资料》(陈继东)、《清末日本传来佛教典籍考》(陈继东)等。“文集”附录则删去了《杨仁山居士遗著总目跋》、《等不等观杂录跋》、《阐教编跋》、《曾纪泽日记(八十二则)》、《忘山庐日记(三则)》、《上欧阳中鹄书》、《与汪康年梁启超书》、《金陵听说法诗(四首)》、《谭嗣同传(摘录)》、《与刘三书》十篇;“文汇”之附录则删去了《杨仁山居士遗著总目跋》、《等不等观杂录跋》、《阐教编跋》、《曾纪泽日记(八十二则)》、《忘山庐日记(三则)》、《上欧阳中鹄书》、《与汪康年梁启超书》、《金陵听说法诗(四首)》、《谭嗣同传(摘录)》、《与刘三书》、《中国佛教史(摘录)》、《中国佛教史(二则)》、《有关在日本举行的杨文会居士追悼会之资料》、《清末日本传来佛教典籍考》等十四篇。“文库”之附录则仅收《杨仁山居士事略》一篇，但于正文与附录之间增补了“书信辑佚”。比短量长，对于附录的处理“全集”显然做得最为全面，而“文库”虽收录过简但却增补了辑佚，也是一种贡献。(www.xing528.com)

此外，于前言的处理上整理本亦各有别。《杨仁山集》先将“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丛书之《缘起》放在第一篇，之后便是编选者所撰《杨文会先生与佛学》一文作为前言文字。“全集”本除了《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外，还有整理者自撰的《前言》一篇，对杨仁山及其于佛学的贡献做了全面的论述，对居士一生之著述也做了介绍。“文集”则除了以“本书编委会”的名义撰写了一篇《前言》外，另将“遗著”中欧阳渐所撰的一篇《杨仁山居士事略》作为本书之《序言》。“文库”无“前言”之目，仅将主编麻天祥所撰的《科学与理性的佛学百年(代序)》作为该书之序言。各整理本中惟“文汇”的前言部分最丰富，除了杨仁山居士照片外，还收录有许嘉璐等照片9张，另有许嘉璐、王志远所撰之序文二篇，序文之后有《杨仁山大德生平》简介一篇。目录之后亦将“遗著”中欧阳渐所撰的一篇《杨仁山居士事略》作为本书之《前言》。

在版式上，整理本除了“全集”为繁体竖排外，其余均属简体横排样式。繁体竖排虽然端庄古朴且大气，但简体横排在当代读者中也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居士遗文中大部分是关涉于经典古籍，尤其是佛教经典，需要有“上根利智”之人才能参悟其中奥义，而普通读者，则往往读得云里雾里了，如果再加上竖排繁体，就会更加头痛，因而不利于居士思想之传播。居士对于弘法事业的功德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什么，以及他与居士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同样也需要让更多的人知晓。采取简体横排的编辑方式，便能够让更多读者知道居士，了解他的事业。

总之，各本均能从自己的整理意图出发，最大限度地将居士遗文推荐给读者。但是从史料角度上讲，《杨仁山居士遗著》在经历了战乱与社会动荡之后，已有残缺，因此搜遗补缺，能更加立体地为读者展现仁山居士的一生。同时也在整理中吸收了一部分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这就对居士之研究，也可提供有益的参照。限于整理者各自的客观原因，对于居士资料的收集上虽多寡不一，但整体还是相当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