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研究总第66卷：著述结集与版本流传

居士一生之所以致力于佛学，除了自身对于佛理的感悟外，还因为曾有幸先后随曾纪泽、刘芝田两次出访欧洲时所获传教之有助于强国的启示。在作中西比较之后，认为西方列强所以“立国之原”(《杨仁山居士事略》)有二：一是通商，一是传教。通商对于国人早已不是问题，其于传教则“独付阙如”(《支那佛教振兴策二》)。传教的作用在于相互之间易于沟通思想，而在当时之中国要与世界沟通，“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同上)。然而中国之佛学典籍长期以来或失于自觉之保护，或毁于战乱，尤其在太平天国时期更是佛典之大劫，而“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杨仁山居士事略》)。为此，搜散佚经典重新刊刻传播，便成为居士弘扬佛学最直接的手段，而居士之著述也因之而随行。

居士自二十八岁得闻佛法，其后日益精深，每有心领神会之处，便能总结在策，以助后进学佛之人有所参详。居士一生学佛传法之心得，见于文字者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一卷、注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无量寿略论》一卷，《论语发隐》一卷，《孟子发隐》一卷，《阴符经发隐》一卷，《道德经发隐》一卷，《冲虚经发隐》一卷，《南华经发隐》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等等。此外尚有：《大藏辑要》一千馀卷，《贤首法集》一百余卷，《华严著述集要》二十九种，《净土古佚书》十种，《净土经论》十四种，《大乘起信论疏解汇编》、《释氏四书》《释氏十三经》、《释氏十三经注疏》、《佛教中学古文课本(甲乙丙丁)》以及其他编绘经论等等，均作单行本流通。

居士遗著之编刊，盖经始于民国六年(1917)夏(从其卷首目录后有“丁巳夏编者识”字样可以说明)，结束于民国八年(1919)冬(该书卷八结束处有“中华民国八年己未冬十一月金陵刻经处识”字样)，先后历时二年有余。民国六年，距离居士仙逝已有七年，但从目录之《阐教编》注文“此卷遵居士遗命缓刻”来看，说明居士生前即已作手编辑自己的著述，只是刊刻工作未及施行而已。考编者识语，遗著的刊刻工作并非一次完成，先是刊刻了：《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佛教初学课本》和相关的注释文字，还有《阴符经发隐》、《道德经发隐》、《冲虚经发隐》、《南华经发隐》诸种。其《等不等观杂录》、《观无量寿略论》(附《愿生偈略释》、《坛经偈略释》)、《金刚五位图》(附于《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后)、《十宗略说》、《论语发隐》、《孟子发隐》，以及卷首总目、塔图、塔铭、事略、分家笔据、封面签条等均属后一批刊刻完成。全集刻成后分装成十册：

第一册，收《总目》、《遗像》、《塔图》、《金陵刻经处图》、《杨居士塔铭》、《杨仁山居士事略》、《杨氏分家笔据》。第二至三册，收《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第四册，收《佛教初学课本》及《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第五册，收《观无量寿佛经略论》一卷(附《愿生偈坛经略释》)、《论语发隐》一卷、《孟子发隐》一卷。《观无量寿佛经略论》及两篇附录为未定稿，由编者根据杨文会生前读书笔记，系于相应的经文之后。第六册，收《阴符经发隐》一卷、《道德经发隐》一卷、《冲虚经发隐》一卷、《南华经发隐》一卷。从《论语发隐》到《南华经发隐》，均属以佛义解说儒道经典，认为儒道经典皆从佛的智慧海中流出，而孔孟老庄不过是“大权菩萨”的示现而已。第七至十册，收《等不等观杂录》八卷。前四卷收录居士一生中主要的佛学论文，后四卷所收乃居士与他人交往的各种信件，其中卷七、八，收录居士与日本高僧南条文雄交往的书信达二十八件，足见二人交谊之一斑，亦可窥视当时中日双方佛教交流之盛况。本次汇编居士遗著，惟于《阐教编》因遵居士“缓刻”之遗嘱，故而有目无文。后至民国12年(1923)才将《阐教编》增刻问世，至此“遗著”终成完秩。(www.xing528.com)

“遗著”结集后，由于资金问题，印行数量有限，因此后来便时有翻印本流通。如台湾就有1973年河洛图书出版社的影印本与1993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的影印本;大陆则有1981年金陵刻经处的影印本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当是金陵刻经处的影印本。1981年金陵刻经处恢复后，“遗著”被列为首批重印之目。赵朴初《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云：“余意支谶译《弥陀经》法为中土大乘盛宏之始。仁山居士刊印《净土四经》，为近世佛教重光之始。今刻经处继志述事，复首印此册，其亦法运更新之始欤……《杨仁山居士遗著》开佛教一代之风气，为居士著述之先河，有功于我国近世佛教之发展者至钜。印饷国人，亦其宜也。”本次重印，装帧为十一册，其中第一至十册与前次刊印本一致，所不同者，将前本未收之《阐教编》悉数收入，并前本目录中《阐教编》后编者注文“此卷遵居士遗命缓刻”九字删去，装订成第十一册。计有《阐教刍言》、《评真宗教旨》、《评选择本愿念佛集》、《评小粟栖阳驳阴资辩》、《评小粟栖念佛圆通》、《杂评》等文字，均为评议当时日本真宗之珍贵资料。

居士文集结集后，流行于今者除了上述影印本外，尚有五个当代整理本：一是黄夏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之《杨仁山集》^[3]本;二是由周继旨校点，黄山书社2000年1月出版的《杨仁山全集》本(以下简称“全集”);三是由刘静娴、余晋点校，黄山书社2005年12月出版的《杨仁山居士文集》本(以下简称“文集”)^[4];四是麻天祥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2出版的“20世纪佛学研究经典文库·杨仁山卷”本(以下简称“文库”)^[5];五是王志远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4月版的“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之《杨仁山大德文汇》本(以下简称“文汇”)^[6]。五个传本中，《杨仁山集》虽问世最早，但非全集，只是居士文章的一个选本而已。该本共择选居士文章凡100篇，编选者言其编选“标准只有两个：一是学术性。所选文章应该是优秀的佛学或者关于佛教的研究著述。二是史料性。所选文章应该反映佛教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某一特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戚戚相关。”其余四个传本均为全集性质。

考“全集”、“文集”、“文库”诸本，其编辑说明中均已明言以“遗著”为底本，唯“文汇”未提供任何版本说明，显然有失谨严。今考“文汇”之内容及其编辑情况看，无疑也是以“遗著”为底本。因此无论是从传本的内容还是编辑体例看，各本之间均渊源有致。但由于各本在编辑过程中处理的方法以及其他因素之影响，以致各本在体例和文字符号的处理上均存在一定差异。